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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既是山人求知的地方，也是山人求职的地方，也是山人求爱的地方，又是山人尚未进入仕途就饱尝仕途虎狼之险的地方，还是山人南下云南出发的地方。青年时代突然离去，未了情却仍在故乡。因此，1978年离开故乡，13年后，从1991年开始回故乡，至2012年已回去12次。这12次故乡行既是环境切换，又是专门的情感交流，鉴于它情之切切，故设本专栏。
2.胶东宁津把我生
胶东：
胶东半岛，位于山东省胶河与胶莱河以东，南为胶州湾，北为莱州湾。上古时期为东夷，中古时期是齐国，现在习称山东半岛。胶东半岛像鸟头，宁津所在鸟喙处。
所：
是明朝抵抗倭寇的一个军事编制单位。分三级的编制——卫（如威海卫）—所（如宁津所）—寨（如马家寨），此外，—墩（如小北墩，相当于现在的边防哨所，驻扎三两个人，有事放狼烟）。
宁津：
宁津所是明朝抵抗倭寇的一个军民合一的编制单位，战时为军，和平时期为民，军人的家属为民。山人先祖在这里被封为百户侯。抵抗倭寇时的军事编制已成历史，现在说宁津与宁津所是一码事，抑或有口语与书面语的区别。宁津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是甲子山区公所所在地，解放后合作化时期是宁津乡政府所在地，继而宁津人民公社所在地，现在是宁津街道办事处所在地。宁津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生：有出生、生存、活着、生活、成长等诸多之意。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国语（即现在的语文）课本中有“小清河长又长，山东是个好地方”的诗句。后来“谁不说俺家乡好”都编成电影主题歌儿唱了！——不过山人现在有两个家乡。
山人在1978年从山东来云南。那时刚来，跟云南人介绍说是“原籍山东，客籍云南”；现在，山人早已习惯了这里的气候、水土和饮食，当然主要是因为在这里已经定居30多年，所以介绍是“原籍山东，现籍云南”。现在感觉到昆明真是养老的好地方。——先跑点题儿，再回到正题。
在昆明，山人有一些朋友，他们的父辈是国民党、共产党、边纵的人，还有的是土司。边纵是地方共产党，土司相当于北方的大地主之类，但土司是头领，有武装，并且有生杀予夺之大权。在解放前后，他们有恩怨嫌隙，后来都渐渐老去，事时过境地迁，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而他们的子女后代在解放后是在一起读书的，有的后来还在一起工作，现在也都退休了。——你说光阴多快！退休后，他们还经常在一起玩儿，基本没有谁提及父辈间的具体事情。山人有时候也参加他们的聚会，和他们谈天论地、游山玩水，乐度后半生。——画面切换，回到山东。
不说封侯、抗倭那较远的事，也不说“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那中远的事。说说近一点的抗日和反蒋、土改和复查、农业合作化和成立人民公社、三年灾害和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爆发和人民公社解体以及改革开放和致富发家的事。是花絮或片段，是线条或轮廓，是简介，简介发生在宁津这一带的事。它们，有的是山人听先辈说的，有的是山人在家乡时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有的是山人故乡行采撷的。这些事，体现了对故乡的“大情”。
⑴抗日和反蒋：
家乡确实好，但那年头老百姓的日子可总艰难，活得担惊受怕的。因为总有战火和斗争啊！这战争是军人的事，这政治是政府的事，可是老百姓总要被卷进去或陷进去，想逃脱或超脱恐怕都不行。
1941年日本鬼子下地石岛，民族矛盾尖锐。后生们，考验的时刻来到了，你们何去何从？
大家都看过电影《扑不灭的火焰》和电视剧《亮剑》吧？《扑不灭的火焰》中蒋家有几个兄弟，蒋二是二鬼子、汉奸，蒋三是八路，蒋四是农民。有个情节是老四生气地说：看你们谁斗过谁去！我呀，我种我的地，养活咱妈！《亮剑》中的人物说：这年头老百姓就分两种人，要么当兵打仗，要么种田缴粮。缴粮给谁吃？给打仗的兵吃。兵为什么要打仗？不知道。老百姓为什么要给他们粮吃？说不清。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人人都要吃饭，无论前线的兵和后方的民。
当时的年轻人一部分去当兵打仗，一部分在家种田当农民。那时那地，老百姓≈农民，当兵的人又有几种情况。大家或为了活命，或为了保命，或为了革命，动机各异。
①八路军——是共产党（GCD）领导下的代表老百姓利益的军队，老百姓通俗地称之为八路，以后称呼共产党也叫八路。八路靠自力更生，老百姓拥护、支持，但吃不饱肚子，穿不暖身子，很艰苦，战斗死亡率很高。它包括野战军队的，做地下工作的，做地下工作并打入敌人内部的，这些是正规军，还有县大队、区中队、游击队和民兵（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团）等，他们是土八路，此外还有出民夫的，出民夫是临时性的，更不在八路的正式编制之内。
②国民党军队——虽然也分嫡系部队和杂牌军，但他们很能吃饱肚子，穿暖身子，因为是国军，吃皇粮，保证供给，他们还有美国先进武器的武装呢。
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都是为了革命，后来一时曾还共同抗日救国，但他们革命的对象和目的不完全相同，甚至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人认为是完全不相同，或者说之所以完全不相同是因为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人个人的认识和行为造成的。
③二鬼子（或叫二狗子、皇协军）、汉奸——他们可是吃香的喝辣的，因为他们一方面吃日本鬼子的，一方面抢老百姓的。他们投靠日本人，出卖良心，命案在身。除了被抓壮丁的，一些好逸恶劳的人、很多为了混口饭吃的人选择了当二鬼子。八路特别恨二鬼子、汉奸，因为很多八路死在日本人手中，与二鬼子、汉奸有关系。所以解放前夕，八路把二鬼子、汉奸抓来活埋，甲子山区有的二鬼子、汉奸往北崖上（县城崖头）逃跑，都被抓了回来活埋，不能幸免。小兵张嘎的老罗叔（罗金宝）曾提醒二鬼子这年头做事要留条后路，有名言：“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拉清单”，算总帐、清算罪行。参见电影《小兵张嘎》）
④农民——在家种田。这些人遵循一条古训：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可在家种田要交公粮给前线当兵的吃，自己一家人却吃不饱穿不暖，且担惊受怕。这号兵、那号兵来了，你都得交粮食，都是公粮。《沙家浜》中的刁小三说：老子抗日救国，你得慰劳我们！“你”，就是老百姓或农民，“老子”，就是这号兵、那号兵。
当初，这号军、那号军，他们来征兵或抓壮丁的时候，都有神圣的宗旨或纲领，共同点就是“为了老百姓”。其实，现在看来，当时很多没有文化的青年人根本不懂得到底该当什么兵才好，那些二鬼子、汉奸也是提溜着脑袋出来混口饭吃；就是许多的穷人，也是在走投无路没饭吃时才投奔八路，跟着闹（！）革命而已，只是进来后才知道什么“一切权力归农会”、“保卫胜利果实”和“实现共产主义”等；倒是国民党军队里有些读书人想真的通过革命实现“三民主义”，也有些地主、恶霸的子弟是打着革命的旗帜实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认为国军可靠，才投靠国军。是时世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世？当然，不管有奈或无奈，特别是战局不稳或不明朗的情况下，有的人对当兵或当什么兵是一种押宝，以性命赌博：败者寇，胜者王，死者鬼，活者人！
好，1945年到了，日本人战败回国了。包括日本鬼子，这四种军队特别是八路中死的人，也先不说他们。
还没松口气儿，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两种命运决战。因为秋天到了，到底桃子怎么摘？鹿死谁手？国民党说：我们是合法政府。八路说：谁没抗战哪，我们还是红色政权呢！兄弟两个，分别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人的领导下，你们就争吧。
我们宁津村，当时的后生们，当什么兵的都有，大家互相都认识，是邻居、家门甚至是亲兄弟，有的一家兄弟三个，老大是八路，老二是国民党，老三是二鬼子、汉奸。参看电视剧《（另类）民兵葛二蛋》。二鬼子、汉奸被拉了“清单”。国共战场上，两军对峙，双方都有30~45角度开火的，因为对方是自己的弟兄。虽然这样违背了蒋介石和MZD的意志，但他们没有违背人性。
到后来，到底是国民党军队失败了。因为他们腐败了，气数尽了，失去了民心，老百姓不往他们兜里塞鸡蛋、烙饼了，尽管他们很能吃饱肚子，穿暖身子，他们还有美国先进武器的武装。真是兵败如山倒哇！故乡的那些国民党军人，他们除了阵亡的，有的投诚或投降了八路，有的跟着“大迁徙”跑到台湾，当然是悲伤地，悲哀地，悲惨地，悲壮地，悲愤地，悲烈地。
什么，你问山人的父亲？哦，他是野战八路的。今天在这里咱不具体提他老人家。
⑵土改和复查：
土改和复查涉及到的主要对象是土地和农民，期间八路在编导，农民表演。农民是个笼统的阶级，它包括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等成分。在还没有全面抗战之前，全国的土地私有，广大的农民分布在各自的土地上，耕耘着。我们这里的土地所有并使用情况基本符合传统小农经济的模式，它呈橄榄球状，即地主、富农及贫农、雇农在两头，比例偏小，但剥削率偏大，已经两极分化，这种下了“造反、闹革命”的种子，而据长辈说，生产艰难、生活贫穷的根本原因是国家落后、政府高敛；占据中间的上中农、中农、下中农是多数人，如果没有天灾人祸，他们倒也可以解决温饱问题，过那简朴、恬静的田园生活。当时满清和国民政府都没有那个本事调解农民阶级的矛盾、解决“民生”问题，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果然，抗日、解放战争期间，八路就领导穷人“造反、闹革命”。处于革命策略，开始是实行“减租减息”；后来，见人心所向、胜利在望，干脆分田分地。满清和国民政府，自认倒霉吧你们！
①土改，就是土地改革、革命，通俗说就是斗地主、恶霸，分田分地真忙！八路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了你，你怎么办？耕种呀！那还乡团杀回来，你怎么办？……哦，明白了，得参加八路，“保卫胜利果实”！——这就是八路的政策和策略呀！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你分给了或还给了农民命根子，他能不卖命吗?!
所以，1946年以后当兵，在我们老解放区，其动机就非常明确了——参加八路，“保卫胜利果实”！
特别是到了1948年，八路是一边占领地盘，一边建立政权，一边把土地分给贫雇农或叫穷人，一边发动青壮年上前线消灭蒋介石，“保卫胜利果实”，解放全中国。——你说，这八路能不赢得民心么！你说，那蒋介石能不失败么！
②复查，指回过头来重新检查一下土改时包括土地等的“胜利果实”分配得合理不合理的一道程序。把土地分给贫雇农或叫穷人，这话在理论上简单，可实际做起来容易么？首先是谁的土地要被分？其次，什么样的经济水平才叫穷人？然后，我的土地是祖上传下来的，我的土地是近年来我用抠囊攒肚的钱买的，有地契，是合法所有的，你们凭什么来分？再然后，我家和他家的土地、人丁多少差不多，为什么分了我的不分他的？最后，地主、富农家中的猪羊牛马、锨镰锄镢、珠宝首饰、绫罗绸缎乃至锅碗瓢盆、柴米油盐等等，要不要分？要分，怎么分？一切都没有完全搞清楚、合理、合法了，乱哄哄地，就这么分了。就像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写的那样。
现在是“阶级亲”，八路突破了家族、亲戚和邻居的亲密友好关系，用财富的多少来定性并把老百姓分成两大敌对阵营，于是穷亲戚就要去斗争富亲戚，原因是你比我富有，不但分你的土地和财物，还要斗争你呢！所以在批斗会上，你可以看到有多少这样的穷人斗争着这样的富人，而他们本来或是远亲或是近邻。你也可以看到，有两家人，甲家是15亩地，乙家是12亩地，人口一样多，但甲家有人当的八路，乙家有人当了国民党，那就要分他乙家的地，政治的因素也要考虑进去嘛！你还可以看到，那些穷人（这里、这时的八路宣传说，穷人穷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来自地主、恶霸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批斗起地主、富农来，特别地卖力气，因为这叫“积极”，你越是“积极”，就证明你越“穷”，分得的“果实”就会越多。
我们这里的土改复查，只有土改，没有真正复查，所以土改复查实际上就是土改。土改时，邻村有张某人被农会定性为大恶霸。农会逼着张大恶霸在街门口挂一面锣，他进出家门都要向农会报告。怎么报告？该大恶霸一出门就敲锣，边说：“大恶霸张××我出门了！”回家也是这样敲锣，说：“大恶霸张××我回来了！”还有给地主、恶霸戴高帽子游街等花样，都是从“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那里学来的。——自己检查自己“做别人的事情”合理不合理，这能说得清楚？能复查出什么来？能让被斗争的对象说话吗？能给某些被斗争的对象翻案吗？“一切权力归农会”嘛！
不管当初当兵是什么动机，现在的结果是八路胜利了，打下了江山，夺取了政权。败者寇，国民党军人、二鬼子和汉奸，你们就闭嘴吧！就等着一个一个的政治运动来了，你们做菜板上的鱼肉吧！——几乎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他们都需要“说清楚”。但总是说不清楚。这说得清楚么？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有的家里哥哥当了八路，弟弟当了二鬼子或国民党，那就要门楣上一边挂“红灯笼”，一边挂“黑灯笼”。
两种命运的决战。“两种命运”有两种含义：一是国共的命运，二是老百姓的命运。结果，“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战胜了“三民主义—资本主义”，那老百姓就跟着八路和M主席走“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呗！
八路他们先苦后甜（后甜，对活下来的而言）。因为后来夺取了政权，有了政权便有了一切。胜者王嘛！老百姓当了八路，并掌握了政权，这时，他已经不是老百姓了，在行动上也很难能做到代表老百姓利益、替老百姓说话了。——这是后来的话题，叫“忘本”、“背叛”。
⑶农业合作化和成立人民公社：
八路革命一场为了什么？不就是要实现“耕者有其田，有饭同吃，有衣同穿”吗？不就是要让老百姓走康庄大道、实现“共产主义”、过上天堂般的好日子吗？对，没错。那好，首先农民你把土地交出来，共产、归公，然后天堂、好日子！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央人民政府成立！M主席是八路的总头儿，是老百姓的大家长或大当家的。1950~1951年，M主席就琢磨着怎么领导中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迈进社会主义进而奔向共产主义，甚至要跑步赶上苏联老大哥的集体农庄。先是吹风，后是吹牛。突破口是农村、农业、土地和农民。
1952年，发动或鼓动本来是单干的农民搞互助组。
到了1953年，实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铺开，实行“劳动记分”与“土地分红”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当时我们村就有好几个初级社，记得我们家所在的那一个叫“远大社”。
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形成高潮，纷纷成立高级社。
孙悟空刚刚得到芭蕉扇又被铁扇公主诓回去，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双关语：“这是我的不是了！”因为土地私有（通俗地说就是农民单干）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所以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的程序或形式是农民要把土地交出来，共产、归公。土地在穷人的手心上刚刚捂热，却又得交出来，交给的还不是“地主还乡团”，一时心坎冰凉，也说了像孙悟空这样的话，但不能说“很有意思”，而是“不可思议”！
绝大多数人并不情愿入社！为了扫清合作化道路上的障碍，1956~1958年，M主席用政治手段“引蛇出洞”，开展大鸣大放，结果许多人上了当。山人的家族有一位爷爷，是志愿军的功臣，因为“犯了错误”，打发回村当农民。他反对合作化，说：“我们为什么要当兵？不就是保卫‘胜利果实’、保卫自己本来有的和后来分得的土地么？早知道现在是这样，那我和战友们何必上前线送死！”——好哇，蛇出洞了，上当了，找死你呀！整风反右！很快，“坏分子”的帽子扣上了，他还没有资格当“右派”呢，因为他不是国家干部和知识分子。这时地主、富农和中农都被镇住了，不敢再张声了，因为地主、富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中农的地位并不高——团结一下而已。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扫清了前进道路，1958年步伐就更快了，干脆取消“土地分红”制度，农民的土地无偿归公，成立人民公社，原来的高级社变成生产大队了，农民称之为“社员”，无论地富反坏还是贫下中农。
现实“共产主义”，对于M主席来说这是体现“伟大领袖”政绩和实现八路革命纲领的问题，但这对老百姓来说完全是个重大的经济即吃饭的问题。土地被共产、无偿归公。天哪，刚刚还在自己手心儿上的东西怎么一忽儿就不是自己的了?!做梦也没有想到哇！真的是“八路军的工作一时一个转变”！
一开始（土改复查）是地主、富农破财失去土地而暗暗痛苦，现在（走合作化道路及成立人民公社）是广大的农民都痛苦，上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地主、富农因再一次地失去或叫完全失去土地而再一次地暗暗痛苦。那前天用抠囊攒肚的钱买来土地，昨天被化为富农，这就等于是花钱买了个坏成分，可今天，戴着坏成分的帽子，又拱手把剩下的土地全交了出来。
许多的上中农、中农因为失去土地而失声痛苦，一口心火，吐血而死。山人的一个亲戚，上火得了“气眼矇”，夜夜重复地哀号：“我的地呀！我的地呀！……”——就象杨沫的《青春之歌》里号叫“我的麦子啊，我的麦子”的那个地主那样。后来他不哀号了，因为他死了。
下中农、贫农这些穷人的痛苦程度较低，他们在土改前有一点土地，土改时又分得了一些土地。今天得而复失，象那个孙悟空得而复失芭蕉扇时那样叹息。
雇农这些穷人的痛苦程度最低，但迷茫，这是怎么回事？当时农会没有这么说呀！找不到答案，回过头又劝导自己：反正土改时分的那果实本来也不是自己的，走着瞧吧，无产者不怕变。于是又摇身一变，变成走合作化道路和加入人民公社的积极分子。
在“共产”的初期，不知道是极左还是无知，党团员带头，许多人还把家里在过去积攒下来的粮食全部交公，然后吃食堂；一些积极分子觉悟高，还把自己的一些生活用品也上缴了，“共产主义”嘛！这真有点象土改复查时期把地主、富农的锅碗瓢盆、柴米油盐都交出来了那样。
真是加速度哇！紧接着，一种解释出现了：人民公社＝共产主义＝天堂生活。所谓的奇迹也将要出现：土地归公，成立人民公社，通过“大跃进”的步伐或速度，计划1958年＋3年＝1961年，超英赶美赛苏联，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并且，想象＝推理＝奇迹＝现实。当时有诗句“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为证。——注释：超赶英美的经济水平，比赛苏联的政治制度，抢先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
怎样用3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三面红旗”前面飘，全体社员跟着跑！干部是瞎指挥，社员劳动是大规模、大呼隆、赶潮流、急急风。
规模可以大到由公社社长亲自挂帅并出征。
怎见得大呼隆？1958年麦收季节，学校放暑假要学生助农劳动。山人回到祖母所在的生产队参加麦收。开始是以生产队（小队）为单位核算或叫分配，也就是说，开始是在小队里搞共产、平均主义、一刀切。麦收的第二天，忽然刮风“大队核算”！于是小精明的甲生产队把田里捆好的麦个子趁夜色一车一车地推到乙生产队的打麦场上，企图减轻自己脱粒环节的劳苦。哪不知第三天又传言“还是小队核算”！这下子甲生产队的人又想趁夜晚搬回自己的麦子，不料人家乙生产队竟有看场人，喊“抓贼”！
不但是大队（全村）的人搞共产、平均主义、一刀切，还要全公社“一盘棋”呢！你是这个大队的社员，但忽然命令你到很远的另一个大队同你并不认识的人一起劳动。你不知道这到底是给谁干的活，但也不用操这份心。因为你干到哪里，就在那里的食堂吃饭，甚至和衣睡在那里工地上的草棚子里。
有诗为证：
男女老少齐上阵，
千家万户锁街门，
一日三餐饭在田，
挑灯夜战不歇人。
说明：男社员赛过赵云，女社员赛过穆桂英，老社员赛过黄忠，少社员赛过罗成；挑灯夜战指张飞夜战马超。
1958年大跃进，有个“插白旗”的整人手段。要是不听话，不完成任务，就在你的小车上（不是现在的小轿车，而是木制小推车）插上一支白旗，叫你走到哪里都不光彩到哪里，甚至哪里的食堂都会奉命不给你饭吃。因为被“插”的人是不听话、不完成任务的人，所以既有土改复查时的地主、恶霸之类，也有农会里的贫下中农。比如我们大队的贫农社员王Zdian，下面将有对他的专门介绍。
我们大队的一位副大队长QZh-he曾狂妄地说：“马克思主义和我QZh-he相结合，宁津就能抢先一步进入共产主义！”他曾带领一些社员去挖人家的祖坟，包括山人家的祖坟，他惊动了山人的在长眠着的父亲。那时掘坟还没到破“四旧”的时候，这时是“战天斗地”。QZh-he并没有因此立功当上正大队长，就像当年在抗日自卫团（相当于后来的民兵连）里没有当上正团长（正连长，正连长是山人的父亲）一样。记得是，QZh-he在“四清”的时候经济不清（即有贪污行为），在不得志和惊恐中死去。
就这样，走到人民公社这一步，所有成分或阶层的农民，一起、全部失去土地。得而复失，时间仅仅10年。——农民失去了命根子呀！根没有了，命还能保住么？
农民——不，是社员。社员在生产队里先是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后来是凭劳动多劳多得挣工分吃饭过日子。这“工资制和供给制”一定要注明：即“干劲足不足，一月两块五；饭量够不够，一年三百六”。两块五毛钱，是每月的零花钱。这360斤，是市斤，非成品粮，并没有直接分到社员的手中，还要经过食堂的勒索。
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小结或点评：一天等于20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M主席忽觉老之将至，为了在自己的手上亲自实现人类亘古未有（？）的共产主义，让中国的老百姓首先（？）过上天堂般的好日子（动机是好的）。他拿中国老百姓当试验田或试验品，在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没有可行性方案、没有实操的措施、没有前人的成功实践经验等情况下，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及其中的对农业（实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在革命、建设及改造中，犯下急躁冒进浮夸的错误或毛病。1953年乌托邦（即空想社会主义）萌芽，1956年周总理反冒进使萌芽生长受阻，1957年M主席以“反反冒进＝反右倾＝‘左’＝进一步冒进”为动力，1958年掀起“大跃进”高潮，1959年结果经济下滑，1960年进一步跌落，1961年跌落到谷底。3年下来，“共产主义”没见着，倒形成灾荒，老百姓吃树皮草根，饿殍遍布于整个中国大陆。证明试验失败，甚至是彻底失败（效果是不好的）！事先海外有谶（chen，﹨）语说：“灾难将普降整个中国大陆，大陆农民喝‘大锅清水汤’。”民间俗语说：“八路唱歌——没谱儿！”
⑷三年灾害和四清运动：
三年灾害——
“共产主义”有N个含义：一种信仰，一种理想，一种理论，一种事业，一种道路，一种体制，一种运动，一种社会，一种生活模式和水平，总之是八路和老百姓的一切。
信仰和理想是精神支撑。
理论是思想指导。
事业是对目标的执着追求。
道路是此路唯一必须限定。
体制是保障。
运动是扫清前进的道路抓落实。
社会是实现和存在。
L少奇在延安的时候写了一个小册子，名叫《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面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世界），没有剥削压迫，没有封建帝王，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土豪劣绅，没有地主、资本家，也没有反坏右吧，更没有官僚主义者、“四不清”干部吧；有的是人民群众的自由平等、美好日子。就像天堂一样。——可是，这是“蓝图”吗？如果是，那这样的“蓝图”怎样操作？
生活模式和水平是要达到的目的。
社会美好，那当然好了。而老百姓关心的是生活或日子即有没有饭吃、衣穿的问题，往低里说是“解决温饱”，往高里说是“丰衣足食”。
1959、1960、1961年这三年下来，连天堂的影子都没见到，“土豆烧牛肉，饭后大苹果”只是听说，“共产主义”要么面目全非要么虚无缥缈；却引来了灾难。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就拿吃的来说吧。
那三年是在过“共产主义”的生活，其特点：一是一切平均，二是大家一起在食堂吃饭，三是吃饭不要钱，四是数量骤减以至极其有限。
1958年是“吃食堂，地瓜管呛”。管呛是管够吃的意思，放开肚皮吃饱饭，人们可以往死里撑，甚至有人嫌地瓜不稀，吃两口，就往墙上一扔，粘得满墙的地瓜饼儿。
1959年是“饭量够不够，一年三百六；干劲足不足，每月两块五”。就是上面说的“工资制和供给制”。就这些！没有商量的余地，学习“战时共产主义”嘛。
1959~1961年，在三年灾害的年月里，种粮食的农民却没有粮食吃。有一阵子，社员每月分得生地瓜干10市斤、豆油2市两，分得布票3.3市尺/年。注意：分的是布票，不是布料，没有钱还是买不成布子，因而也就不能做成“冬天里穿的短裤”。于是大家拿出在解放前和单干几年攒下的破旧衣裳来穿。直到1962年，才增加到6.6市尺/年人。
一些人在饥寒交迫的场景中，思考、感悟革命的纲领：相比之下，“战时共产主义”在党史中介绍很少，“原始共产主义”在中国历史古代部分多有描述，而我们现在过的则是“现代乌托邦共产主义”。原来“耕者有其田”的“田”是公田，你在公田里劳动，你是耕者吧，你有田了吧！“有饭同食”就是一起吃代食品、草粑粑。“有衣同穿”就是每人布票三尺三，——做一条长裤很不够，短裤有富余，但要光着上身，即使是在冬天。
俗话还说：人命关天！
饿死人了！中国的农民成了M主席的试验品。老百姓怨声载道。M大当家的说：这是三年“自然灾害”嘛，是灾荒，还有苏联老大哥背信弃义卡我们的脖子。L少奇说：什么灾害、灾荒？是灾祸、灾殃！什么自然？是人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连三分的天灾里又有七分的人祸！
那好吧，开个“七千人大会”，M主席要作“自我批评”。在自我批评中，M主席对1958年以来的“左”倾错误承担了责任。L少奇说：是中央集体责任，是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的关系。于是，以国家、民族、百姓的牺牲为代价的试验中途做了一个小结，双方都下了台阶。但事情或问题并没有中止，更没有终止。
咬文嚼字“饥饿”二字。饥，五谷不收也，食不足也；饿，饥之甚也，困乏也。一日无食谓之饥，三日无食谓之饿。可见长饥谓之饿，那120市斤/年生地瓜干子，喝三年“大锅清水汤”，这样的长饿又谓之什么？
灾害≥或≈灾荒，灾荒是自然造成，灾害是人与自然共同造成，而灾祸、灾殃则主要是人为造成，结果都是老百姓饥寒交迫饿死人。通常有灾荒必有灾害，因为面对灾荒政府作为不利甚至不作为；如果出现或形成灾祸、灾殃局面，那往往是胡乱作为的结果。三年灾难有个美名曰“三年自然灾害”，更有个美名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简称“困难时期”。——咳，跟自然有什么关系？一无洪涝，二无干旱，三无蝗虫群。笔者亲眼见证！
“困难时期”饿死的人国家没有统计或不公布统计，有资料说超过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国共两军阵亡和死于无辜的老百姓总人数的20倍（约3600万÷约180万≈20倍）。我们村饿死的人远远超过该村反蒋期间死的各种军人和老百姓人数之和。山人的祖母就是在这期间饿死的人之一，而山人则是差一点饿死的人之一。
于是“三年困难时期”就这么形成了历史或典故。
回昆明后过了些日子，看到了由冯小刚导演的电影《一九四二年》，描述的是1942年国民党统治期河南荒年农民成为灾民的境况。当即产生两个感想：一是，那解放后的1961年即“三年困难时期”呢?!二是，也只有冯小刚等寥寥无几的人，才能、才敢编写导演出这类史诗般的作品来‼
人民公社的土地（公田！）不长粮食，种田的农民吃不饱饭。农民虽然吃不饱饭、勒紧裤腰带甚至饿死人，但地位非常“高”——“种田为革命”！——这还是能找到“纲”和“线”的具体例证。除去有些当官的的贪污和浪费，农民打的粮食的“大头”上缴后，其中一部分供给城市居民和需用单位，还有一部分支援了“社会主义大家庭”以及全世界受压迫和剥削的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特别是亚非拉的革命人民，这些人民吃了我们的粮食，有力气打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样，我们就支援了世界革命！——这也许是M主席的“政治经济学”和“逻辑学”，怪不得我们的“经济学”前面要冠以“政治”！种田为政治、为革命，那农民就该动嘴喊，而不必用心做。不用心种田的结果是田里的草和苗一起存在。后来的“四人帮”还振振有词地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咳，社会主义下的农民只好吃草了。
“吃草”？人又不是牲口，草怎么吃？
这是一个非常悲凄、酸楚的话题，但今天这里的解释或回忆是轻松、甜美而略带酸楚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土地承包的时候，世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变化得就象是换了一个人间。那些出生在三年灾害以后的孩子们长大了，他们没有“吃草”，并且也绝不相信有“吃草”的事。父辈们看他们不勤俭节约，“忘本”了，就还想用传统或老一套的教育方法教育80年代初的孩子，说：我们年轻的时候穷得曾“吃草”。“吃草？吃什么草？”“吃地瓜蔓子、花生蔓子。”孩子不说话，跑到草厦子抽出一捆花生蔓子，递给老爸，说：“请吃给我看看？——恐怕那时是你们不勤劳吧？”老爸哭笑不得，两代人没法沟通。——山人说：吃草是真的，要解释或介绍清楚却很困难，下一代人不相信也情有可谅。但这位父亲脑瓜转得不快，他可以拿《中国历史》课本说话，说历代农民起义都有“天灾人祸，农民吃树皮草根观音土，饿殍千里”的原因。于是忍无可忍，起义，造反！树皮、草根和观音土怎么吃？请历史老师解释或介绍吧，孩子们在初中都读过《中国历史》。
建国初期，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因为我党干部有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表现，所以要“三反”；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行贿、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偷税漏税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行为，所以要“五反”。可参阅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长篇小说。在“三面红旗”和“三年灾害”时期，“五风”盛行：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特殊风。这“五风”，只有八路的干部才有资格刮。没有“新五反”抑或“新五反”不利，因而使大丰收变成大风收。“五风”把粮食刮走了，不“吃草”，那你说吃什么？
四清运动——
人作孽，遭报应，是老天爷惩罚你。老天爷说：“吃草”的滋味不好受吧？接受教训吧！给你们个机会，我让夜里下雨，白天出太阳，风顺着海边刮，庄稼见风就长，3年风调雨顺，连续丰产。——注意，你在做，我在看。你们六亿神州可不要再“乱刮风”、“乱风收”！
真的1962~1964这三年，不管土地怎么贫瘠，包括社员跑到山上在岩石缝隙间开出的荒地（收获归己），都是地瓜锤头大，玉米长出仨，小麦大满仓，大豆八十荚。还有，浅海青鱼篓子捞，满山野菜尽管挖。——奇了怪了，那三年，山上的野菜及海涂的海鲜都稀少，记得曾到海边去割过难以下咽的低质海菜。你去赶海，收获还不及消耗的体力呢。
这是神学对丰产的解释。
从自然科学角度剖析，土地也需要休息，通过三年间歇，恢复地力，重获丰产。
从社会学角度看，这是人心反思、忏悔、企盼、尽力的结果。
但M主席要从政治角度看。怎么看？
恐怕老百姓饿死人事小，M主席没面子事大。M主席搞“共产主义”的试验，失败了。L少奇他们竟还站在对立面说话。于是M主席迁怒L少奇他们。
“七千人大会”是1962年召开的，早在1958年末，M主席还放风说他下一届不做国家主席了。
M主席内心独白：我五八年年底说从下一届起我不当国家主席了，你还当真了？“七千人大会”上我做自我批评，你还来劲儿了，以为给我个“三七开”就可以下台阶了？我造个“四清运动”，以“清君侧”反用之，清我侧之你！“四清”表面上整农村干部，实则整你！不行，那我再发动个比“三大战役”还厉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全国，来个四海翻腾、五洲震荡，借群众运动，来运动你L少奇！
L少奇都不知是计谋，或者说不知这是故意试探、“引蛇出洞”的策略。抑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963、1964、1965年。老百姓刚吃上一点饱饭（没说好饭），不水肿和骨瘦如柴了，就又抓紧时间抓阶级斗争。M主席发动“四清运动”，要整人。整谁？面上是整农村基层“四不清”的干部，实质是整L少奇及其拥护者。
先试点，后铺开。记得我们这里1963年秋冬是“小四清”，清：账目、仓库、财务、工分；1964~1965年是“大四清”，清：政治、思想、经济、组织。
老百姓只知道要整“四不清”的干部。M主席离老百姓很远，这些年，老百姓恨死了身边的这些“四不清”的干部！“四不清干部”是需要整整，他们多吃多占，懒—馋—占—贪—变，不代表社员的利益，只代表自己和他家人的利益。山人后来有个调查：1959、1960、1961年出生的人，他的爹妈基本没挨着饿，特别是他爹很可能还是生产队的队长、会计或仓库保管员之类的人。
从经济利益说或者从土地角度说，原先所有各阶级、阶层、成分或社会身份的人现在大家都一样了，都成了一个身份——人民公社社员！所以无论是这些人或者是他们的下一代即子女，可以说人人自危，谁也没有想到要把过去的恩怨拿来算算谁欠谁的，比如国民党军人出身的欠当过八路的。但是，M主席要算，要代表大家算，要发动大家算，人和人得斗争起来，六亿神州不斗行吗？与人斗，其乐无穷嘛！
于是，就象“大革命”、“土改”时期那样，派遣工作队或工作组，成立“农会”，组织贫下中农骨干队伍，团结中农，看紧“地富反坏右”，斗争“四不清干部”。似乎这时候的两大阵营是这样对峙的：雇农、贫农、下中农、中农对“四不清干部”和“地富反坏右”。
很有意思，每次政治运动都会产生和制造出几种坏人或敌人：抗日和反蒋——汉奸、反革命，土改和复查——地主、富农、恶霸，农业合作化和成立人民公社——右派分子、坏分子，四清运动——“四不清干部”，同理，下一步的文化大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称“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由此可见，“地富反坏右”在四清运动以前就形成了。
摸底，排队，筛查，锁定，“四不清干部”们是谁？他们陆续地露出了水面。
广大贫下中农，在工作组和农会的领导下，同“四不清干部”及“地富反坏右”开展斗争。很多的“四不清干部”在当年都是八路复员军人和土改时期的农会干部，他们同二鬼子、汉奸和国民党军人出身的反革命分子是敌对阵营的两类人，今天，两类人却一起被八路新的工作组、新的农会骨干分子所批斗。
斗争“四不清干部”与斗争“地富反坏右”有性质上的区别。“地富反坏右”在早些时候已被斗倒斗臭，是“死老虎”，这次对他们不过是虚张声势，虚晃几枪，不了了之；而“四不清干部”基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这个斗争的具体方式或策略是批评、教育、给出路。我们这里在“给出路”政策指引下，除了一部分贫下中农骨干被提拔当上干部，而大部分的“四不清干部”又官复原职或保住了官位。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所以“四清”结束后，好多贫下中农骨干捶胸顿足：上当上当，被当枪使了！人家还是人家，就等着“穿小鞋儿”吧！
山人家中是贫农，作为运动骨干，“四清”结束后山人当上大队干部，如管委会负责文教卫生的委员、民兵连专职副指导员及团支部宣传委员等。
“四清”后期，不知道从哪儿传下来要批判和收缴封资修书籍的指示。惟命是从吧。我们的贫协Lu主席看到我们团支部在组织团员青年学习《青年修养十二讲》，他一副视察工作的样子，看到这本书是乳黄色的书皮儿，质问正在讲释该书的山人：“为什么要宣传黄色书籍？”《青年修养十二讲》一书的封面的确是黄色的，但当时该书还不是“黄色书籍”。这位主席是文盲，目不识丁。随即发动大家交出封资修的书籍。——我的蓝天哪大地呀！山人得做“两面人”，一方面动员大家交书，一方面自己忍疼割爱交出几本古书来应付。
⑸文化大革命爆发和人民公社解体：
①“文化大革命”爆发
“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从全国范围看，搞“四清”在农村乱了套，并波及城市，阶级斗争扩大化，矛头指向党的各级领导人，这就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做了铺垫。M主席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L少奇说：提党内有走资派，不妥。M主席拍桌子，怒发冲冠。L少奇这才明白，哀叹：假如因为要整我而发动“文化大革命”，那大可不必。我可以自动下台嘛！M主席旁白：没有那么简单和便宜！
“文化大革命”的定义和性质——
是一场由M主席错误发动并领导的、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给全党造成巨大破坏及给全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一场内乱和浩劫。它既不是革命的也不是反革命的，它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意义的社会进步。
这是1985年前后的一种概括，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意思。从定义和性质看，即使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也不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对发动者和领导者还是要四六开；因为无比英明、火眼金睛、洞察一切的发动者和领导者被坏人利用，属于上当受骗性质，因为还要念他过去对中国和世界革命有功。
如果说刚建国时的“全党整风”和“四面出击”是因胜利冲昏了头脑（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是M主席的警示语，但不知道是在警示的谁），那末，“（三面）红旗飘飘”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记得是1959年彭德怀语），那末，“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则是狂热性的小资产阶级“精神分裂”了（大约在2010年一位京剧大师及一位心理学专家语）。它们之间有递进关系。
“文化大革命”10年的三个粗线条——
1966-5~1969-4，《五·一六通知》，“红卫兵”兴起，无限崇拜，串联革命，造反有理，全面夺权，炮打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定性L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和走资派，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永远开除出党，党的九大召开，“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1969-4~1973-8，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周恩来主持工作，党的十大召开。
1973-8~1976-10，“四人帮”篡党夺权落空，邓小平主持工作，“四人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M主席去马克思那里报到，“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
“文化大革命”中的上下三种人——
上面，一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四个伟大的M主席，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兴风作浪、把错误的运动推向极端的林彪和“四人帮”，三是野心家、阴谋家、投机分子和跳梁小丑们。
下面，一是造反派，二是保皇派，三是逍遥派。
“文化大革命”的七大罪状——
一是举国上下都在揪斗“走资派”，党内的；二是在挖叛徒、特务、反革命、资产阶级、牛鬼蛇神，冤假错案遍布全国；三是打、砸、抢、烧、抓、抄，民不安生；四是文攻武卫，自相残杀；五是砸烂公检法，踢开党委闹革命；六是批“唯生产力论”，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七是破“四旧”，立“四新”，毁坏文化古迹。
我们这里的“文化大革命”——
1966~1976年。在我们这里，很快，官复原职或保住了官位的“四不清干部”就把退赔的“损失”找回来了，并且开始打击报复曾整过他的农会骨干分子。M主席似乎对“四清”的效果或成果不满意。开始大家只知道面上的事，直到“大四清”结束、文化大革命要开始了，才“内部传达”W光美和L少奇犯错误了。“四清”从实质上解决不了党内蜕化变质干部以及L少奇的问题，那就再制造一个政治运动，通过“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让L少奇等直接经受另一个政治运动的大风大浪吧。
前面说了，一部分贫下中农骨干在四清运动后期被提拔当上干部。而这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又有一部分贫下中农骨干分子摇身一变，变为造反派骨干，他们要造四清后期提拔的干部和官复原职的干部的反。可惜，很快上面来了指示：农村没有走资派，在农村不斗争走资派。——就象农民没有资格当右派一样，农村生产队干部没有资格成为走资派。但农民造反派如宁津公社造反兵团的W司令（团长），可以造公社干部的反，公社书记和社长就是走资派，如“瓜干书记”Wyonghe。
文化大革命打乱以前所有的阶级、阶层、成分或地位，一切以拥护还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形成革命派和反革命派或好人与坏人两大阵营，当然还有个策略的中间派。不要以为现在形成革命派和反革命派两大阵营，这就同以前的阶级、成分没有关系了。有，非常有，并且非常复杂甚至微妙。比如：“地富反坏右”就不能是革命派，“走资派”就不能当造反派。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地富反坏右”简称“黑五类”或称“牛鬼蛇神”，“黑五类”的子女又称“可教育好子女”，子女属于中间派，一部分教育好了的子女可以成为革命派或造反派。而“红五类”及其子女可以是甚至当然是革命派。——谁、用什么标准划分这些的？不知道，或说不清！造反派和保皇派都称自己是真革命派，而对方则是假革命派。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是破“四旧”，山人家中的古书，已经在“四清”后期交出一部分，本来可以搪塞，但不行，因为知道底细的团支书L某人已经在会上公布了山人的“家底儿”。于是又只好挥泪交出《神机妙算铁板神数》、《推背图》、《山海经》、《周易》、《佛经》等“黑宝书”。——除了毛主席的书，到了这时，其它的书全是大毒草，得全交，很有秦始皇焚书坑儒历史重演的意思。——很快，《毛主席语录》本被封为“红宝书”。
继四清运动批判二鬼子、汉奸及国民党军人之后，文化大革命又一次批斗他们。谁叫他们是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呢？谁都可以批斗“黑五类”，并且，怎么批斗都不为过。甚至有时搞个花样儿：用批斗“黑五类”做陪衬，开会批斗走资派。——在“土改”时，“地富反坏右”中的地主、富农是革命的对象；而今天的一些“走资派”就是那时的农会主席和贫下中农中的骨干分子，那时他们是革命的主体或动力。
问：什么叫“走资派”？
答：被认定是反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及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叫“走资派”，如L少奇。
“打倒走资派！”（就象现在的“反腐败！”一样）——这个公式真有意思！这个句子没有主语，也没有后宾语。因此具体由谁来打倒谁？模糊不清。但越是模糊不清，越是可以随意操作。M主席你就打倒L少奇吧，各地区、各单位的造反派就打倒本地区、本单位自己的仇人或妒忌的对象吧。
山人是逍遥派和促生产派。当时保皇派和造反派两派的头头都是山人的朋友，其时，山人在新华书店发行毛主席著作，手捧“红宝书”，就像一个宦官或钦差大臣，在两派中都“吃香”。
以上的事情多亲历目睹；不久山人离开了宁津公社去了石岛，所以后来这里的事情则是耳闻。
W团长带领我们公社的造反派批斗公社书记Wyonghe，说他的领导工作背离了甚至是背叛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他下台！W书记轻视“抓革命”，重视“促生产”，注重把地瓜晒成生地瓜干，上报数字邀功，对下也努力让社员能用地瓜干填饱肚子，所以外号“瓜干书记”。“瓜干书记”向W团长求饶：“你罢呀W团长，我要是知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什么、在哪儿，我躺上去，死也不下来！”不久“瓜干书记”以退休的形式下台了。但是W团长却没能上台，因为县革委组织部的走资派是由保皇派在那里保护着的。
此外，W团长还带领兵团造那些“死老虎”的反，因为他们虽然政治生命死了，但人还在，心也没死。比如，有个原来是二鬼子的“黑帮”（文化大革命初期制造的名词儿）小Q子，他嘴狂，说：“人哪，都是这样：夜里千条路，白天卖豆腐。”造反派批斗说：共产主义的道路只有一条，你竟敢走千条路！
问：什么叫现行反革命分子？
答：被认定是反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及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般干部、老百姓或群众，叫“现行反革命”。除了走资派、“黑帮”，文化大革命也制造出很多的“现行反革命”。除了全国要犯张志新、遇罗克等，山人的初中同学毕Jian-lu也是其中的一个。
Jian-lu是反对解放后特别是反对合作化以后的毛泽东。写“反动信件”给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了避免笔迹被发现，他从报纸上剪下一个一个的印刷宋体字，然后用糨糊贴在信笺纸上；他是东山公社人，为了掩人耳目，就到斥山公社的邮电局投寄。但是，八路侦破手段高明得很，很快就破获了。记得是1968年文化大革命前期出的事。判了20年的刑，关了12年，到了1978年，平反昭雪提前出狱。他和张志新、遇罗克等人一样，是民主运动的先驱、斗士和筑路者。
Jian-lu的恋人叫Jqiu-min，在县公安局来人抓走Jian-lu的时候，当听到要坐牢20年的时候，她说：“我等你20年！”但是，时间的漫长熬煎和社会的巨大压力，她终于抵挡不了，于是妥协，背弃了自己的誓言，大约等了4年（1968＋4=1972年），嫁人了。她第一次婚姻很不幸。第二次婚姻男人通情达理。又过了4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又过了两年（记不清了），1978年（或以后不长时间），Jian-lu终于被释放了。当知道等他的恋人也嫁人了，他感到老家没有自己的立锥之地，一气之下，听了他在丹东老爹的话，去了丹东。老爹给他找了个工作（钳工工人，与民主研究工作没有关系）并找了个女人当妻子。但他心中装的还是Jqiu-min。他的婚姻不幸，婚后生活不幸福。
山人在最初几次故乡行的时候，拜访过婚后的Jqiu-min，并与Jian-lu通过电话。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在是四旧也破了，反也造了，走资派也斗了，乡也下了，也斗私批修了，也批林批孔批邓公了，还要干什么？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什么时候、程度才是到底，才可以结束？
山人在逍遥中思想并不逍遥，在观察着眼下的事件、思考着深远的问题。
山人看到了这样的事实——
文化大革命把国人搞得几乎是人人都“疯”了，包括自疯、逼疯、装疯。“疯”了，是世俗和模糊的说法，今天用“精神病学”去看，就是“分裂”了。通俗地说，“分裂”就是人的言、行不一，人的思维与言行分开，人的言行同周围的环境或客观事实不协调，甚至反差很大。可分为轻度、中度、重度的“分裂”。轻度是心理困惑、迷茫，中度是人格障碍，重度是精神病。
文化大革命初期，山人正处“炼狱”后期，有介于困惑与障碍之间的言行，有着“双重人格”，是“两面人”，虽没有到“两面三刀”程度，但处于被动或被迫（如团支部委员要服从团支部的决定和团支书的安排），还是作出既暗地帮助朋友又公开批判朋友的事情来，典型一例就是对待“石迪晚反动集团”团长卢Zh清结婚一事。具体事宜将在下面“京剧传韵远政弟”部分交代。另一例是进石岛船具厂后，在县革委会“五·一六专案”审查组部署下，参加了对本厂“五·一六分子”毕某审查的小组，做记录员。所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其实就是指的成为败军之将的造反派头头们，毕某是县一级的著名头头；船厂审查小组的组长、副组长就是后来搞“非组织活动”的主帅、副帅他们，山人上了他们的“贼船”。
山人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甚至是规律——
在梦境里，有的梦做不下去了，但又没法收场。怎么办？于是就编出一个惊险情节把做梦人吓醒，或编导的自己跟演员的自己说：只好等睡着的自己醒了。
在文学创作中，如果一个主角演不下去或编导编不出来了，那解决问题的简单办法就是让这个主角死。
M主席在1956年就骑上一匹左倾战马，奔驰于神州大地，到了1966年，左倾战马脱缰失控成为无缰野马，连他自己也驾驭不了了。他一再要结束文化大革命，但身不由己，无法自控，也无法控人，无法“胜利结束”，无法“进行到底”，无奈，只好随天马行空。
政治运动在这样旷日持久特别是最后没法收场的情况下，领袖的去世可能是甚至往往是结束运动、扭转乾坤的关键环节，如文革10年，M主席他老人家就是在尴尬的局面、两难的境地这种情况下去世的。进而说，某个领袖的去世，反而是社会和历史前进的一种“动力”。
某个领袖之死可能对历史和社会是一种进步——
就不说前西德及其希特勒、前苏联及其斯大林了。
从下面到身边，从外人到内人，对他们，M主席是四面出击，打了个遍。“延安整风”的时候就不说了，就说，比如建立政权以后利用L少奇打倒彭德怀、彭真，再利用林彪打倒L少奇，又利用“四人帮”打倒邓小平，最后动用周恩来甚至亲自打倒林彪、借用邓小平间接打倒江青。正如“林副主席”所言，昨天利用这个（革命的动力，整人者）打那个，今天利用那个打这个（革命的对象，被整者）；今天一小撮（5％的坏人），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撮（95％的坏人）。山人说：从“政治学”角度说，山人的“两面人”，则是昨天被人整，今天也参与整人。最后，洪洞县里没有一个好人，包括他曾经的亲密战友兼接班人林彪及妻子江青。一来年事已高，二来被林彪、江青他们气病了。M主席终于孤家寡人，深居简出，下不来台了，只好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意思这是阎王或马克思请他或接他走了。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毛主席一去世并“四人帮”一被粉碎，我党就宣布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了。但1976-10，是程序上的结束；真正的结束应该是由党的权威人士出面宣布。
1977-8，党的十一大召开。华国锋为主席，邓小平是副主席之一。
1978-12，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你办事我放心”、“两个凡是”的华国锋受到批判。
1981-6，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改选和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告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正结束。
如果说1976-10~1978-12，“两个凡是”没变，是徘徊地前进；那末，1978-12~1981-6，拨乱反正，平反昭雪，则是文化大革命的实际结束，新的时代即改革开放的时代即将到来。——这一下子老百姓或叫人民群众不用再“精神分裂”了吧？可以基本正常地工作生活和学习了吧？
中国前进的航程要改变航线，并且大海航行有了新的舵手——邓小平。1983年，新的舵手邓小平宣布“人民公社解体”！
②人民公社解体
人民公社与文化大革命的气数是相继而尽的。这在1979-9已有来自上面的征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继而，1982-9党的十二大召开，十二大制定了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其战略重点之一甚至是第一就是农业问题，道理或原因之一甚至第一则是“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都比较低”。——比较低就是非常低。因为非常低，所以就要“统购统销”。
上面说到老天爷在1962年春天训诫六亿神州时说的“乱刮风”、“乱风收”，主要指的就是“统购统销风”。
什么叫作“统购统销”？“统购统销”是统一计划收购和统一计划供应的简称，是我党和政府对关系国计民生重要而又供不应求的某些产品、商品实行的一种收购和销售政策。表现在农业方面：统购，指对农民所生产的粮食、棉花和食用植物油料等产品，除了农民自己消费的部分，必须交出国家规定的数量或指标任务，并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统销，指国家将粮食、食油和棉布等商品，按照一定价格，定时定量地供给城市居民和需用单位，对农民所需的棉布以及缺粮地区和经济作物区农户所需的粮食，也由国家负责定量供应。“统购统销”政策始于1951年，盛行于1953~1976年，1984年开始进而很快就取消了。
“统购统销风”可以理解是“三面红旗”时代的“第六风”，或“五风”之综合，或“共产风”之措施性体现，更是指对执行“统购统销”的偏离。
偏离后的“统购统销”，简单、形象地介绍如下：
在M大当家的的决策下，在八路极左干部的抓落实下，上面允许农民把一年收成的5％，作为“自己消费的部分”；把95％的收成用接近于“零”的价格被（！）卖给国家，即“必须交出国家规定的数量或指标任务”的部分，即“大头”上缴国家“小头”留给自己。这样的比例反差，对于农民来说，因为5％——折算为大约360~120市斤/年的口粮，再丰收的年景，也成为灾年，农民成为灾民，农村成为灾区。于是党和人民政府非常关心农民，拿农民上缴的公粮再来救济农民。救济多少？5％！这样，农民前后就可以得到大约不足720~240市斤/年的口粮。由于递减迅猛，所以，在三年灾荒时的10％，实际折算出的粮食为120市斤/年。因为“农民不会过日子”，所以需要“定时定量地”供给或救济，这就形成了一个“三两三”的说法，即每天的口粮是三两三。请注意，这是个理论数字，因为还有“鬼吃三分”的说法，所以只剩下三两。——“鬼”是谁？就是那些“四不清干部”呀！那口粮主要是什么品种？基本是生地瓜干儿！
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山东省革委会的主任叫王效禹，他是省一级的当家人。他提出的政治口号或次高指示是：“增产不增口粮，减产不减公粮！”——凭什么？皆因“种田为革命”！
在三年灾荒的岁月里，有思想者把“统购统销”与“减租减息”做了对比。
“统购统销”，上面解释了。
关于“减租减息”，处于数学水平的低下，山人要把“减租减息”解释得通俗易懂，这实在有些困难。先下定义或给出概念，然后尽量做通俗解释吧。
“减租减息”，指八路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土地政策。当时为团结各阶层人民一致抗日、减轻农民的地租负担和所受高利贷的剥削，由土地革命时期没收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其中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利息，这里从略。——到了解放战争后期，则又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即“土改复查”。
什么叫“二五减租”，怎么计算？
现在叫分割“蛋糕”，那时如果是经济学家说话则叫分割“剩余价值”，而农民通俗地说就是我租种你的地，打了10斤粮食，咱俩怎么分。
“二五减租”即从原来一般占主要农产品全部收获量50％的租额中减去25％，应减部分相当于收获量的12.5％，减租后按收获量37.5％交纳地租。因为在减租前各地的租额未必都是50％即对半分成，所以，曾在实际减租中，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25％。
假定雇农:地主≈农民:政府＝10。以雇农:地主＝10为例子，做机械分解，目的是便于理解。
如果雇农:地主——
7:3，地主会坚决反对，宁可把土地收回。恐怕雇农也会不好意思，感到在良心上对不起东家。
6:4，雇农高兴死了，但地主不会愿意。
5:5，似乎在理论上均等了，雇农愿意，但地主在潜意识里不愿意。
4:6，雇农虽然不愿意，但可以接受；而地主会说这合情合理。
3:7，地主当然愿意，但雇农会饥寒交迫。
2:8，雇农要饿死人。
1:9，雇农可能要造反，因为造反可能不饿死，不造反必饿死。
可见，相对合理平衡或能促进社会安定、劳资和谐、农业发展的比例在4:6~6:4这个幅度之间。
通过“二五减租”按收获量37.5％交纳地租，结果是雇农:地主＝6.25:3.75。这个比例属于“雇农高兴死了、地主不会愿意但还没有到坚决反对地步”的分成。这要看战争和政治的形势，若当时形势对雇农有利，地主就得明智。
一来山人的比例数学很不专业，二来人民公社时期每年或每季到底打了多少粮食只有生产队长和会计员才知道，何况还有瞒报、虚报等政治数字出现，处于这些原因，所以笔者无法算出生产队收成的准确数字，但农民实际分到多少粮食，这个各自都知道，并且，农民在合作化之前即单干的时候自己的土地收成是多少，这个各自都知道，因此，“大头”与“小头”、单干与入社差别之大且大得惊人的结论是正确的。
山人在上面“土改和复查”部分介绍了抗日战争以前我们家乡的农民、土地和田园生活简况。如果用百分比表示，对于“橄榄球状”，应该说是80％的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或者说95％的农民不用饥寒交迫。按照这个比例，通常情况下，政府只可承担救济5％饥寒交迫农民的任务，担子很轻。
人民公社强调在三者利益上要摆正关系：先国家（“大头”），再集体，后个人（“小头”）。按照三年灾荒时“小头”:“大头”=1:9，即九成是国家和集体的，一成是农民个人的。后来通过贯彻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修生养息”的有关政策，比例是2:8，最好的时候是3:7，至此而已。
结论：对于农民所得实惠来说，“统购统销”时期很不如“减租减息”前、远不如“减租减息”后。
在1962年前后，全国好多地方都刮起“单干风”。“单干风”，是三年困难时期，一些地区农村为了度过灾荒，在不改变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试行了“包工包产”责任制，有的还“包上交”即“包产到户”，有的则实行“分田到户”。这是老百姓或叫群众刮的“风”，也得到上面少数领导包括L少奇的认同和支持。但因我党极左干部镇压该风有力，冤案迭起，不断地刮，不断地压……直到1983年。
到了文革和人民公社后期，人们基本上是对“抓革命”无奈了，走过场；对“促生产”种公田不用心，麻木了。继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终于又宣布“人民公社解体”！真是：不是不报，气数未到。气数一到，一切全报！人民公社解体意味着土地要回归农民实际私有，预示中国的农民要来一次大而新的翻身解放！
1953~1983年＝30年，合作化—公社诞生—公社解体。这真是30年风水轮流转哪！——民间说：八路你能改朝换代，但你能堵得住潮起潮落么？经济学、心理学、法理学说：私有，土地私有，是人类的本能、社会的本性，神圣不可侵犯！
在1983~1991年的8年间，山人想象这次“土地承包”即“变相或间接私有”了那农民的激动和高兴劲儿，不亚于当年土改复查分“胜利果实”时的那样。甚至可以这样说：那次还有些忐忑不安（那是人家地主的），而这次是心安理得（这本来就是我的）。想象他们跑到重新分得的土地上，一抔泥土塞进嘴里，撒在头上，抛向天空，跪谢老天，告慰先人。当年为了配合合作化运动，作家李准写下《不能走那条路》（“那条路”是买卖土地、单干之路）。李准没看准。现在和今后，就是要走那条路！在1991~2012年≈20年里，山人N次故乡行，发现，农民对土地变相或间接私有的态度和反应是复杂并有一个过程的。
土地承包＝包产到户≈土地私有＝单干。当然，已经不是原始意义的单干了，特别是经济形势发展到了今天。
大体上可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在土改和合作化期间失去土地的中老年人，激动万分，甚至热泪盈眶。就象一夜回到本拥有或曾得到土地的那个美好的年代。
第二种是在共有、公有那集体的轨道上运转习惯了，一下子突然变成私有，反而感到不习惯，特别是没有强壮劳力的家庭，一下子单干了，这么多的土地在自己的面前，这怎么种得了？一时不知所措。
第三种是迷茫，忐忑。这八路又搞什么新花样？——到了合作化末期、人民公社初期，一个俗语在民间出现了，老百姓说：“八路军的工作一时一个转变。”这次转变为私有，是真的吗？以后会不会又变回去？
春种秋收，不到一年下来，丰收的果实基本全归自己（过去是基本全交国家）！这是做梦吗?不是！是真实的！于是这才尝到单干和私有的好处：手表不起作用，太阳也懒得看它，干活自由自性儿，种什么也随自己的意愿。所以，这是有个过程的，要让事实说话。——农民说：放在我们手心上才相信并放心嘛！
1953~1983年，土地公有30年了，人们感到合作社、人民公社的那30年岁月是那么的漫长，长达有100年。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20世纪的50~60~70年代，日本在进，中国在退。站在1983年说：你说当初M主席他老人家发扬民主或者听进去周总理、L少奇、D小平等人的话，不走至少不急于走合作社、人民公社的那道路，这里外里60年的光景，中国该是怎样的强盛，中国的老百姓该是怎样的富裕！好家伙，竟然走了“S”型，不，是“O”型的道路，走了一圈，发现还在原地！有的老贫农说：“一夜回到解放前了！”于是，再把1983年当作1953年，重新前进吧！——“回到解放前”有两个含义：一是毛泽东时代的那些极左干部反对解散人民公社而发出的声音，认为这是否定了我们的解放和建国；二是解放前土地私有，现在终于可以象解放前那样自己给自己劳动了。山人这里取的是第二种含义。
但是，不会、也不能继续使用毛泽东时代的这些干部了。他们年纪大了、思想僵化了都不说，社员认为他们是历史的罪人，是在他们的具体带领下，老百姓才吃不饱饭甚至没有饭吃乃至饿死人的！当然，上级还是考虑他们过去的苦劳，给一点点补助。但他们嫌少，意见很大，说些比落后群众还落后、牢骚的话：“这不是打发要饭的吗？GCD过河拆桥，推磨杀驴！”——他们自己就是被老百姓所斥责的不代表人民利益的变质腐败了的GCD人，——自己骂自己吧。可是老百姓的意见更大，说没斗争他们就算给面子了，他们的罪恶不亚于土改复查前夕的伪村长、地主、恶霸！我们村有一位元老式的干部叫LH-chang，土改前是野战部队的八路，负伤退伍回村参加土改复查，从那时到人民公社解体的37年里，他是农会主席、大队长、支部书记什么都干过，全公社上下都称他“老书记”，连姓氏都免称了，老资格嘛。“老书记”退下来以后，政治寿命终结，失落非常。不知道是他穷困潦倒还是表示不满，天天穿着件破旧衣服，背着个编织袋，出去捡破烂儿。有人问：“老书记，你这样做不怕丢GCD的人么？”老书记回答：“他GCD都不怕丢人，我怕什么？”人民公社解体，他也遭人唾骂。后来，他死了，真的死了，但具体的死因不明。
咳，没料到，时代加速度了，一切变化飞快。孤零零地看单干和私有，这的确好。但是很快发现粮食不值钱，种田成本高，即使以后又免征农业税。——免征农业税，古今中外，这无疑是伟大的!!!
但站在市场上算经济帐，村里的很多年轻人认为在家种田不如外出打工，所以种田没有吸引力或没有积极性。谁能预料到商品经济的大潮来得这么汹涌澎湃！好在一些交通方便地方的土地值钱，比如供开发商搞建筑用，你可以出租或出卖（被征）土地。这样，你也就成为地主、暴发户——新社会的地主老财了！近年，我们村的新地主老财很多。
免征农业税不说了，种小麦还补助你120元/亩地。现在是政府哄着农民种田，倒贴。这比起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的粮食基本全交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和局面，这是天翻地覆哇！这和抗日、反蒋时的种田缴公粮相比，岂不是地覆天翻吗？
从此，农民，就是再懒的农民也不再饥寒交迫了，现在家家吃腻了细粮，又反过来想吃粗粮或“忆苦饭”。——“种田人吃不饱饭甚至没有饭吃乃至饿死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须要特别一说的“救命索”——当代农业集体化中的“自留地”。
人民公社时期除了公田，还有一种田叫“自留地”。在三年灾害时期，“自留地”被称之为“救命索”，它救命的作用贯穿在整个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30年中；因此它近乎是永远烙印在60岁以上的老人群体甚至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目中的一个纪念。
下面分几点表述：
❶中国古今土地所有制粗线条
原始社会土地公有制→“井田制”→“初税亩”→土地私有制→“均田制”→土地国有与封建大地主土地私有对峙下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天朝亩田制度》→“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刚解放及成立新中国时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时期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当今改革开放下的“国有制和土地承包责任制”→？……（台湾土地的“国有制和私有制”）。
❷联想到《诗经》里的公田
《小雅·北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翻译：普天之下呀，哪块地不是属于王家的！就是“井田制”下的王土，或叫大田、公田、官田。公田，“公”是与“民”相对而言的。“井田制”把土地划成一个个方块，阡陌纵横，状若“井”字，中间的大块由N个农夫共同耕种，并将收获物全部缴给国家或公爷，称为“公田”。连联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的大田或公田。
❸联想到《诗经》里的私田
《小雅·大田》说：“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翻译：雨水呀，下在我们的公田，也落在了我家的私地里。我私，私田也，也叫份地，可以理解成人民公社时期的“自留地”。公田是农奴主的，农夫得先把公田耕种好了，才能在业余时间捯饬自己的一小块地即私田。《诗经》虽是文学作品，但可以从中看到当时奴隶—封建社会历史的一斑。这可以拿来与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队相比，私田与自留地是一样的性质和待遇：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此外，《国风·豳（Bin，－）风·七月》还说到“同我妇子，馌（ye，﹨）彼南亩，田畯（jun，﹨）至喜。”意思是：农夫的老婆孩子都出动了，给（当为）正在公田上劳作的农夫送饭到田头，那农事部门的负责人或奴隶主贵族的大管家视察田间看到了，非常高兴。这在《小雅·甫（fu，√）田》、《小雅·大田》中都有相同的叙述。甫，大也。甫田、大田，皆公田也。“一日三餐，饭在公田”，我们在人民公社时期也曾有过这样的场景呀！
除了“饭在公田”，在《小雅·甫田》里，还有这样一种描述，是奴隶主贵族的自述，翻译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我拿出一些陈粮给我的农夫们吃饱肚子，好让他们有力气劳动。我到田地里去视察，只见他们有的在锄草，有的在施肥。他们干得又快又好，就用不着我督促了。做个对比，似乎这样的劳资关系、劳动场景，在人民公社时期不多见。要害的问题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奴隶主贵族拿出一些陈粮给农夫们吃饱肚子。当然，人民公社也发放“救济粮”给社员。——救济，有灾区、灾民的嫌疑，堂堂的社员竟成了灾民。
❹当代农业集体化中的“自留地”的定义
中国农业集体化经济组织按政策规定分配给社员或留给农民个人长期使用的少量土地，其收获物完全归个人所有。农户经营这小片土地是一项家庭副业，作为成员收入和生活的辅助来源，可以利用剩余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生产各种农副产品，满足家庭生活和市场需要，活跃农村经济，它是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自留地只能用于农业生产，不能擅自用于建房、开矿等非农业生产。
❺“自留地”的背景来历
上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和成立人民公社，土地归公成为公田。公田基本是种粮食，不种蔬菜。那社员吃菜等问题怎么解决？这就要分割出一小块一小块的自留地，给社员自己灵活使用。
记得1953年入初级社的时候，农民各家房前屋后原来的菜园没有交公。菜园≈自留地。
自留地大约始于1955年。1955年7~10月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说：“社员应该有小量的自留地，大约相当于全村每人平均土地的2%~5%，作为菜园，或者用以经营某些补充的农作物和农业副业。”
1955年1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草案》说：“为了照顾社员种植蔬菜或者别的园艺作物的需要，应该允许社员有小块的自留地。社员每户自留地的大小，应该按照每户人口的多少和当地土地的多少来决定，但是每口人所留的土地至多不能超过全村每口人所有土地的平均数的5%。”
1956年6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章程》说：“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抽出一定数量的土地分配给社员种植蔬菜。分配给每户社员的这种土地的数量，按照每户社员人口的多少决定，每人使用的这种土地，一般地不能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的5％。”
1957年6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自留地”事宜作了补充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根据需要和当地条件，抽出一定数量的土地分配给社员种植猪饲料。分配给每户社员的这种土地的数量，按照每户社员养猪头数的多少决定。每人使用的这种土地，连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所规定的分配给社员种植蔬菜的土地，合计不能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的10％。”
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中，将自留地一律收归集体，也就是大跃进期间无自留地。因为自留地会成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绊脚石。
记得我们这里是1960年冬生产队上的公共食堂解散，社员又回家做饭吃饭，随之供给制的部分规定取消，随之自留地也逐步恢复。在上级的指示下，每一个社员，无论年龄大小，都平均分得一份儿，可用来种蔬菜等。当然，你种粮食，生产队也干涉不着。于是，社员把这一块小小的土地，用一小半种蔬菜，用一大半种粮食。于是，它成为“救命索”。奇了怪了，就在公田荒芜的同时，自留地里的庄稼葱绿茂盛，颗粒饱满，一斑丰收的景象。
1961年3月至1961年6月至1962年9月，党和国家制订、（由党的八届十次会议）发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60条”）。“农业60条”里说：耕种由集体分配的自留地。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人均耕地面积的5%~7%，归社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在有柴山和荒坡的地方，还可以根据群众需要和原有习惯，分配给社员适当数量的自留山，由社员经营。自留山划定以后，（也）长期不变。又说：为了发展养猪业，以便给集体经济提供较多的肥料，在有需要、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可以按照本队土地的情况，经过社员讨论，拨给社员适当数量的饲料地。还说：在统一规划下，可以开垦零星荒地。总之说：社员的自留地、饲料地和开荒地合在一起的数量，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5%~10%，最多不能超过15%。
我们家乡自留地的面积先后有变化，记得每人在8厘地左右。
记得山人家的自留地前后有3次变动：第一次的就是单干时候我们家的菜园子，第二次在村内偏西北处，第三次在村外东南边。1969年11月山人先离开的村子，1978年10月再离开的家乡，还经常在梦中寻找这几个地方呢。
1981年3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转发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报告初稿说：积极鼓励和支持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自留地种植业，并允许“自留人”，即每个家庭可以有个把人专门从事家庭副业，经营自留地。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适当扩大一些自留地。自留地高限可达耕地面积的15%。转发定稿说：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可以因地制宜，适当扩大自留地、饲料地。两者面积的最高限度可达生产队耕地总面积的15%。
——旁白：说明在1981年3月以前就有地方在搞“包产到户”，且被政府默认。
“自留地”是当时“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下的一种“私有现象”。这是“资本主义尾巴”，它不断地自发成长，又不断地被打压，又倔强地成长，一直“尾大不掉”。
1983年，随着人民公社解体，自留地完成了它的使命，在新一轮“分田分地真忙”的时候，经过一些调整，自留地在村外的归整成大田，在家门口的还原成菜园。无论大田还是菜园，都是“私田”，“资本主义尾巴”连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大田即“大私田”，一起变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土地所有制”了！
于是，虚有时间限制的实有使用权但没有所属权的农民土地私有制终于形成，农村的田园格局基本复原，农民的田园生活重新过上。——只是山人的田园诗篇还没有问世。
❻“自留地”的历史使命与伟大意义
一是在“长饿”的三年灾害时成为农民的“救命索”；二是农业科技水平、劳动模式及土地所有权这三者，首先或第一解放生产力的是土地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如同《国际歌》所唱）；三是证明了只要你用心种庄稼，几乎哪里都可以生产粮食；四是证明了违反规律终将回归规律；五是警示治民者，人性和私有是天经地义的东西，神圣不可侵犯。
1983~2012年，一年下来，3年下来，10年下来，30年下来。也是30年，因为分田到户、土地私有了，随农民心愿了，日子好过了，却感觉只有10年光景。
⑹改革开放和致富发家：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及D小平核心地位的确立，是改革开放的标志。弹指一挥间，改革开放也是30多年了，温饱问题全部解决，大部分人致富发家竟然也梦想成真！又30年了？温饱问题解决了？也致富发家了？简直不敢相信！这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呀！
改革开放——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人民公社解体了，天亮了！打开国门一看，资本主义并没有日薄西山，美国更没有气息奄奄，反而成为世界地球村的老大，亚洲“四小龙”也腾飞了。就在明朝，日本还学习一点中国，可是现在人家完全学习美国或西方，奋发图强，从战败国一跃成飞腾之龙。我们是“紧走赶上穷，慢走穷赶上”。再不改革开放，改变中国现状，还是炎黄子孙吗？
极左时期的干部陆续都退出历史的舞台，我们大队，现在又复原为“村”这行政单位了，我们村的支部书记是山人家族中的一个弟弟，村长是山人在村里教书期间的一个学生，他们俩配合得非常默契，党政班子一盘棋、一股绳、一条心，带领全体村民，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当然这里是借用人民公社时的提法，即“富裕生活”也。可以说，人民公社时期没有实现的一些理想，现在通过改革开放的途径或方式居然实现了！
我们村是街道办事处所在地，我们村的土地，比较值钱，村民在书记、村长的带领下，多条渠道致富，其一就是征用土地建盖楼房销售。不要说宁津镇辖区村村寨寨的有钱人，就连东山镇、镆铘乡乃至莱西等县的有钱人，都纷纷落户宁津，变成宁津人，在这里买房子定居。城镇规模越来越大。
村里出地基、有福利地给村民盖新房子，体现了原村民的优越待遇。山人原来祖上官宅的宅基不吉利，房子早就卖了。离家多年，真想也盖上一栋新房子，体现山人在故乡有房子——家。村支书理解山人的心情并答应可批地基给山人，享受作为原大队社员或村民身份的部分待遇。但后来经冷静思考，山人终未在故乡建盖或购买住房。于是把这房子就“盖”在了心中。……
背井离乡而思故乡的人岂只山人？
上面说到国民党残兵败将“大迁徙”去台湾的事，其中就有一位是我们这里止马滩人的王Hjian。王Hjian与山人的父亲同辈，当时是两条道上的人。王Hjian是国民党军人，因“败者寇”去了台湾。解放后历次运动，他老家的人不得安生，经常是在门楣上挂“黑灯笼”。——想想挂“红灯儿”是什么意义，就可以想象得到挂“黑灯儿”的厄运。他的原配受不了那种意义的折磨，认定他死了，终改嫁他人。事过境迁，时过境迁，转眼间到了海峡两岸解冻、大陆允许在台国民党老兵回来探亲的时候，他打听消息，观察形式，试探着，终于他开始故乡行了。他去了台湾，认定没有回来的那一天了，后来娶了个高山族的女孩子做妻子，在台湾有了第二个家。如今他早已退休，拿着退休金。如同山人“频频故乡回，未了一个情”那样，他几次回来，喝上家乡的水，吃着村前小港的海鲜，发现日子很好过，都不想回台湾了，想落叶归根。现在，他在宁津所买了房子定居，变成宁津人，不久还认了个“干女儿”，一起生活。有时候也回回台湾。他在故乡还投资做生意呢。——解放前夕山人的父亲就因“伤口复发”去世了。死者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诗句:“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山人父亲的一些挂彩后回到老家的战友、八路的一些荣军他们，拿着低低的待遇，过着清苦的日子。他们竟然见到当年国民党军队活着的老兵王Hjian荣归故里，羡慕不已！还不说当年活下来留在大陆次次政治运动挨批斗但永远也过不了关的王Hjian的那些原战友了……。现在，国民党军队活着的老兵王Hjian潇洒地回来了！在宁津，山人在集上遇见王Hjian并向其请教问题，在坟上拜见先父并对先父叙述冤忠。你说这命运的事怎么解读？政治斗争，说不清楚是非对错，只有胜王败寇；战争，是一笔糊涂帐，简直都不知道为谁死、为什么死、死后怎么评价你、你的后代会受到怎样的荣耀或牵连。……
山人采访王Hjian（参见图片）三个话题：“败退台湾”、“反攻大陆”及“台湾的土地所有权”，重要或核心的话题是土地问题。
他在回答八路“土改”和国军“大迁徙”及“反攻大陆”话题的时候，还是很谨慎，含混、笼统、淡淡一说。
说到“台湾的土地改革”，他很激动，胆子大了些，因为M主席和蒋委员长都不在了，他毕竟是受恩于蒋“老总统”，他有亲身经历。他说：退居台湾后，我继续当兵。“老总统”要“光复大陆”，说只要打回大陆，就把我们家原来的田地还给我们，怕我们不放心，还发给一张“战时授田证”——相当于“地契”，这就等于是我们身在台湾但有土地在老家。我们还按照老家田地的大小在地图上用比例尺标了尺寸大小。不久，我退伍了。后来进入蒋经国时代，看“光复大陆”无法实现，政府就在台湾给我们落实在大陆的地产权。怎么落实？原先我们估计那张“授田证”也就是一张废纸了。哪不知，后来政府收回“授田证”，居然按照当时承诺的那些土地亩数折成钱了给我们！我用这钱又买了现在的房子，这不？又回老家买了你们宁津的房子。不好意思。
——王Hjian他太好意思炫耀了！
一个算式：（1987）1989－1949＝40年，海峡两岸的冰封开始融化。先是有海外关系的同胞骨肉允许探亲，台湾方面的来大陆；后来就是双方商界，再是学者，再是半官方，官方，最后普通百姓，都可以到对方去旅游观光。
王Hjian的话，水分不大，基本属实。这在2010-11山人旅游观光台湾行期间拜问导游便得到印证。山人请教的问题是“台湾的土地改革”，也向导游举了王Hjian的例子。该导游是一位中年女教师，教历史的，她说她的老家也在大陆，父母就是“大迁徙”过来的，父辈离故乡已2010－1949≈60年了，当然，他们在20年前就回大陆探亲了，后来她自己也去大陆做学术交流过。
在台湾，既有政府公田，也有老百姓的私家地。她说，“私有财产，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财产权利清晰，财产是你的就是你的，人有恒产，心就安定，你有安全感了，生活也就踏实了，也就幸福了。但是好像在你们大陆同我们台湾对财产权利的概念理解是不一样的。老蒋也搞土地改革，除了“战时授田证”的兑现，我们用“和平赎买”方式实现了台湾农村封建土地制度变革。其宗旨与措施同你们当年的“土改”及后来的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绝对是两码事，同你们当下的“征地”、“土地流转”也绝对不一样。听说你们政府有个“拆迁办”，非常厉害。在我们这里，地主不同意，政府可不敢逼你迁移、强拆。她说，农民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房屋土地是老百姓的命根子。说白了，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就是土地革命。国、G两党或其他什么党派、政府，谁能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合乎农民心、顺乎百姓意，谁将最终赢得人民。
致富发家——
村上致富了！
村上征用土地建盖楼房再出售，所以发大财了，经济基础雄厚，因此用较大一部分钱花在给村民做建房补助以及其它物质生活供应的福利待遇上。所以叫过上不用村民花钱的一部分“共产主义”日子。
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允许下，一些村民也发家了。他们远洋打鱼，搞滩涂养殖，海产品冷藏，海产品加工出口。或当老板，或当伙计。以前所谓的“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尾巴”等，现在都成了致富发家的途径和方式。由于楼房建盖得越多，土地剩下的越少，因此种田成了捎带的事儿，当作消遣或玩儿的事儿。这叫守山吃山，守海吃海；不愿守山海的，外出打工也精彩。一切由自己，没有行政命令。现在的农民，神仙哪，比起人民公社时被捆绑在土地上“学大寨”的社员，那可真是天壤之别呀！现如今，贫富差别不是用粮食衡量，而是大家兜里的钱的多少。——时代变了，“土地是命根子”的命题，已经开始淡化或变成另外的一种含义。
人还是这里的人，地还是这里的地，却两种体制两重天。
那时，公社的土地是少长庄稼多长草（就像“井田制”末期的公田贫瘠、长满了野草一样），社员缺粮少草，连草根都抠出来用来烧火煮饭，冬天的山野里一片光秃秃；现在，遍地山草没人割，没人搂，因为烧煤气、通暖气、开电褥子呀。
那时，宁津生产队分小麦（不是面粉）140斤（不是公斤）/年，花生（带壳的）13斤/年（山东老家是讲市斤）。
20世纪60年代初那艰苦的岁月。那时人民公社夸下海口说要让人民过上幸福的、共产主义的、“土豆烧牛肉”的、饭后一个大苹果的生活，结果，三年灾害，“吃驴草”，饿死人。
那些福利的东西后来发现都是在资本主义或发达国家实现了。可是没想到，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却在中国富裕发达的地方包括我的家乡实现了。
现在，逢年过节，一年几个大节日，村里都要给村民分好吃的东西，如光是过年每人分大米20斤、鱼虾10斤、猪肉2斤、花生油2斤等。
宁津所户口的（现在周围村的好多人，甚至外乡镇那些村的人都想办法在宁津买房子，把户口迁过来，成为宁津所村的人），凡年满60岁，开始享受70元/人年的补助（这是国家规定的），宁津所村又专门规定再享受1500元/人年的补助，这是村委会给的。农村合作医疗（恢复了），住院报销80％（国家规定）；而平常的门诊看病由村上负责报销30%，村上还为每个村民代交农村合作医疗费60元/人年，然后享受那住院报销80％的合作医疗待遇。
福利待遇的水平在不断上升着呢。时空拉到2014-1-30，昆明。大年三十儿，山人电话给家乡的小叔拜年，得知在书记和村长的领导下，宁津所全村人过上了在人民公社时期承诺和奋斗而没有实现的“共产主义的生活”。老人在今年，除了国家每人发给850元的补助，村里还补助2500元。今年过大年的年货，发给每个村民当然包括老人：20斤大米（市斤，下同）、3斤猪肉、5斤鸡蛋，10斤鱼、4斤白糖，还有一罐煤气。……近年，老人真的被“五保”、“社保”、“医保”起来了。
据了解，大概是在2007年左右期间，威海市（政府）还有一个允许农村户口的老人花钱“买退休”的“土政策”：你满60岁，一次性交5万元，于是每月可领取生活费600元，每年都在长，到了现在，1400元/月。当然，是一些有钱的并有胆识的人买了。
村上的大喇叭响了！一阵京剧曲牌之后，村干部在广播里通知村民来领东西。家族的妹妹钱xianzi对山人说：那阵子咱怕生产队的大喇叭响是不是？你知道的，过去怕喇叭响，是因为又要催人大干苦干拼命干，要么就是又要批斗哪个人了。现在咱村实现了当年吹牛皮下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的好多福利待遇。社员（习惯叫法）现在就喜欢听大队（习惯叫法）的喇叭喊话，那一定是通知社员去大队部（习惯叫法）领东西。
这时，山人一方面为现在作为宁津的村民羡慕不已，一方面自己的心绪回到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样板戏有一出叫《龙江颂》，里面有一句唱词：“读宝书耳边如闻党召唤，似战鼓催征人快马加鞭。”
实际上，我们那时劳动的场景和心情并不是这么浪漫和振奋，而是……
不禁联想到人民公社时期公社广播站的大喇叭早上4：00响起“东方红，太阳升”歌曲声。这时还没有日出哇！但生产队的社员同志们你必须得起床，赶快下地劳动（学大寨，天不亮就上山整地，特别是冬天，用较原始的镢头工具刨冻土）。
其实，《东方红》歌曲的旋律也很美，只是这个曲子有政治色彩或被人为政治化了。农耕社会“日出而作”，即使人不睡觉那庄稼也要睡觉休息嘛！它应该在早晨6：00响起，它不应该被极左拿来当鞭子，来鞭打快牛！——当时就有一个绰号叫“琉球”（说“二话”、玩世不恭）的“落后分子”说：“天不亮就响喇叭，这不‘半夜鸡叫’吗？”——当然，这比半夜鸡叫还要晚些，我们假定半夜鸡叫在凌晨2：00。山人第一次回来，拜见“琉球”L，见他在街上卖西瓜。我想跟他说好多话，但是发现他的话不多了，也没有了“二话”。他虽然在跟我说话，但他的余光在跟踪过往行人，看有没有过来买他的西瓜的。这才知道，他年轻时一身的角，现在早已磨光了，他不问世事、不关心政治，一心卖瓜挣钱养家糊口。
回首往事，把握或控制自己的情感的度是“美好而略带酸楚”。1963~1965年，是山人的“炼狱”中期。大概在1965年，山人在第六生产队，因为没有劳动工具，就照顾我在窑场上干活。窑场烧砖，这是当时的副业。记得那时有钱Jtao、王Zxue等，师傅是王Bxin。这次回来，没来得及去看王Zxue。山人的Juanzi妹看见他了，说山人回来了。他回忆说：有一次，你哥到柳树集赶集，卖了家中的一根腰杆子（檩子），买了些地瓜干，还有一点大米，吃了一顿饱饭。第二天来磕斗子（制作砖的土坯），溜直的一条线。他呀，就是吃不饱哇！——山人回想一下，还真有这么一个情节。
上几次回来都要拜见一下在窑场上的“战友”。几乎每次王Zxue都要说：“当初你真是遭罪了。现在可是好了！”又说，“都快要饿死了，就知道看书。你忘了，六一年锁柱子说你：书书书，书顶吃还是顶穿？”
山人的祖母是在1961年早春饿死的。祖母在弥留之际交待的后事之一是“箱子底有5块钱”。这是一件重大的后事！山人从箱子底找到那5块钱，拿出两块钱办理丧事；不久，竟然又拿一块钱到集上的书摊上和新华书店宁津销售点买了书，在饥饿中读书；而大事应该是到“黑市”上买粮食。记得那次在书摊上买了《推背图》等老书（卖书人藏在怀中），在新华书店买了《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1961年出版，敢峰著）和《青年修养十二讲》。近邻伙伴王锁柱（即锁柱子）气得质问山人：“书能当吃还是能顶穿？”——呜呼！高尔基说他读书如饥似渴，就像饥饿的人扑向面包；山人却是在饥饿时扑向书籍。……
提起锁柱子，童年期的许多往事涌上心头。
他爹、他哥甚至他二姐解放前后的几年里曾给我们家代耕。
代耕，在这里的意思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组织农民群众帮助缺乏劳动力的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解决生产上困难的一种优待办法。一般由当地政府派工耕种或将土地包给群众耕种。
我们两家是近邻，一个衚衕之隔，关系也近，是好邻居，山人的祖母与他的母亲经常串门走动。
他的父亲王Bxin在解放前闯过关东，大概是在朝鲜新义州给日本人干活，烧窑。有个逸闻趣事：他带领30个人烧窑，但他在花名册上写了40个人，这就可以领到40个人的工钱，然后30个人再分。这样糊弄日本老板。后来被日本人发现了，找王Bxin训话，说：“你的30人的干活，40人的写字，良心大大地坏了！”王Bxin说他们给日本人干活，吃的是白面饽饽，艮揪揪的。挣了一些钱，回老家，王Bxin和兄弟分了家，然后又买了一些地，土改前夕，可以说接近达到当时的“小康”生活水平——“30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那个“30人的干活，40人的写字”的故事就是他在窑场上炫耀给我们听的。
一个或一家农民的“小康”——
30亩地：他家大概接近30亩地。有大田，有场院。这是经济基础，命根子。小农经济，田园生活哇。
一头牛：生产力，重要的生产工具。记得是一头公牛，犍牛。
说起他家的牛，不禁回忆起“吹牛筒”的故事。
牛筒儿与牛鞭子是管理牛群的工具。鞭子不用说了，牛筒儿是用竹筒做成的，用来吹的，群牛听到声音，结合鞭子的指挥，知道什么时候走、怎么走、往哪走。在单干的时候，秋末冬初即冬闲的时候，村里召集各家各户把自己的耕牛送出来，组织几个会管理牲畜的人轮流值日，早出晚归，把牛群赶到小港的草滩上一起吃草和休闲。早晨天刚放亮儿，牛筒儿吹响了，各家把牛送出来，汇集成群。这些牛，平日里都是单独同自己的主人劳动，现在同类一起行动去玩，它们很高兴。它们在牛筒儿与牛鞭子的管理与呵护下，一起来到止马滩的草滩上，人与牛，一同享受着大自然的沐浴。待到天色将晚，管理员又把牛群赶回村里。当牛群临近东城门时，管理员把牛筒儿吹得特别响，声音拉得尤长。牛的主人闻声出来，站在门口，等候自家的牛的归来。晚霞在西，折射于东，人们望着东岗被晚霞浸染了的攒动着的牛头，牛身，牛腿，一眨眼功夫，牛进了村，回了家。山人家没有牛，常闻声出来迎接锁柱子家的牛。那牛朝山人走来，用头朝着山人做觝触状，故意吓山人一跳，然后扭头，撒欢儿地跑回它自己的住宿地——草厦子里。
老婆：父系社会男人的合作伙伴，安慰也，乐趣也。
孩子：他们家有4个孩子，未来也，希望也。
热炕头：安乐窝也，避风港也，归宿也。
在他们全家人的努力下，虽然快达到千百年来农民的理想蓝图；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就被合作化了。
锁柱子他母亲饿死于三年灾害时期，记得是死于山人祖母之前。他的父亲大概是死于人民公社解体的前夕。
他的哥哥高大粗壮，是庄稼地里一把好手，曾和他爹一起给我们家（祖孙俩）代耕。合作化以后，他结婚自立门户。山人第一次故乡行，他哥嫂是山人拜访的重点人之一。山人在“炼狱”期间，他哥嫂为山人鸣不平，同情、帮助过山人。
他的大姐，温文尔雅，青春年少时，到北大荒，嫁给农垦局的一个和她父亲同龄的复转军官。她回避了农村的繁重体力劳动，也避开了三年灾害时期的饥饿。
他的二姐，是个“山汉子”，有着超男人的体力，不擅长女红，也没读书，从小就会下地干活，是个“10分劳力”。“大跃进”时是个“穆桂英”，不久结婚，由于繁重的体力劳动使体力耗尽，营养缺乏，中年去世。
锁柱子比山人稍大一点儿，学龄前老在一起玩，记得他基本没上过小学。在一起玩，曾玩过抽烟。一天，他偷他爹的旱烟，跑到山人家里，约着一起抽。他好像不是“初犯”，而山人是第一次，是“从犯”，盲目模仿，结果，过量，我们一起都晕倒在地。幸亏山人的祖母归来，发现得早，不知怎么救醒了我俩。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吸烟，从此，山人惧烟、拒烟，至今，即使后来有条件在烟堆里，一点好感或吸引也没有。
他家的牛，也跟着人被合作化及加入公社了。他一直是我们第六生产队的饲养员，那头牛也一直跟着他，一直到三年灾害时期老饿而死。记得队上煮了它的骨肉，大家一起解饥馋。死前，那牛早已不认识山人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锁柱子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他不识字，怎么学习呀？现在的年轻人有所不知。那时做好事都要上纲上线归因为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他做了好多好事，成为积极分子，那不就是“学习”了?!那时，他就做好事，山人就写稿子上报，团支部就表扬他。
前几次回来，拜见过他几次。后来听说他因病去世了，不知何病。后几次回来是到坟上去看他。
特殊时空下唤醒的特殊记忆，通俗地说叫触景生情或勾起往事：于2012-3-30，山人到昆明西山俪水森林山庄一游。见图。图中偷吃山地里青豌豆的场景，不禁使山人联想起青少年时代在生产队曾偷吃青豌豆的一幕情景，或者说是见到这里一片青豌豆地不禁联想起青少年时代偷吃生产队青豌豆的一幕情景，进而偷吃了这里的青豌豆。——“青少年时代”指山人在“三年灾害”的1961年晚春，一次与王Bwei等伙伴一起种完花生，见四下无人，他们说山人是贫下中农、烈士子弟，所以让山人带领偷吃山里的青豌豆角。山人犹豫，但还是答应了。于是，几个人匍匐着进入豌豆地，就象蝗虫一样地狂吃起来。
好了，山人得赶快切换画面，赶走这些灰色的闪回。一定要带走“威海行”早上6：00时响起的那晨钟声以及与晨钟声同步的兰色海港画面回昆明。3-1-2-5—，5-2-3-1—，1—，1—，1—，1—。反复地。
这个曲子没有政治色彩，可以叫“唤醒服务”，体现了“日出而作”。山人忽然又想起后来参加“自学考试”在学习“经济学”的时候，老师讲了一种现象甚至是原理：对于在一种违反经济规律的体制下的生产劳动，其出路或结果是两难、双避：你不干吧，等死；你干吧，找死；干劲越大，死得越快。举的例子就是“三面红旗”。——让中国的老百姓按着规律前进和发展吧，除非他们自己愿意找死！
现在的农民想饿死都难！实在没有劳动力甚至不想干，可以出租或雇工，因为八路的土地承包政策由中期改成长期（30年，70年），又由长期变到长久！——但愿地长久，继承由子孙。勤劳保温饱，别再饿死人。
农民说：你们当官的可以世袭、接班，工人老大哥退休可以让子女顶替。我们农民的土地私有并由子孙后代继承，这天经地义！
温饱、致富和发家说完了。
说说演剧吧。
⑺八路的宣传鼓动工作之一文艺演出——演剧：
演剧，演的人过瘾了，看的人满足了，八路的宣传目的达到了。
可以说，八路最懂得宣传鼓动工作的意义和作用，在任何时候，一直到今天，即使“跟着宣传部经常犯错误”，还要一个劲儿地宣传鼓动。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取得胜利之后，还要从意识形态或文化领域征服你，从而巩固抗日和反蒋、土改和复查、农业合作化和成立人民公社以及四清运动的成果。
如，为了配合反蒋和土改。我们村的剧团排演《血海深仇》和《八路军的职责》、《保卫胜利果实》等歌剧。1947~1951年大概演了5年。开始山人幼小，坐在奶奶的怀里观看演出。后来长大了一点，坐在奶奶的身旁观看演出。至今，好多情节还能记忆，但唱词、唱腔记不清了。后期，山人很崇拜拉胡琴的人，想到长大了也要学会拉胡琴。
《血海深仇》里有个正面人物叫“瞎老妈”，她一家人租种大地主吴铁耙的地，山人还记得她的半句唱词：吴铁耙你心肠狠……。反面人物吴铁耙及其大管家的唱词、唱腔倒是还记得一点点。吴铁耙唱：“今天进城去送礼，送礼先到公安局，公安局长真慷慨，和我交（ga音）了个干亲戚。”——当山人长大了，山人竟与这个吴铁耙的扮演者同台演出。——那大管家唱：“天到了二更参儿（shen音，星名，二十八宿之一，形似犁）正晌，西北风吹得我袖口发凉。这事本来丧天良，……（记不起来了）。回家来烫上二两（还是四两？）酒，白菜心儿海蛰皮儿加蒜儿一拌。”
《八路军的职责》，基本没有印象了，好像是国民党军队欺压老百姓，八路军打垮国民党军队。记得他们双方都是穿的黄军装，拿着枪。
《保卫胜利果实》最后有一段唱腔很振奋人心，其5句诗的格式很独特，其唱词：“前方把敌杀，后方种庄稼。生产有我们俩，不用你把家挂。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60年了，山人经常莫名地哼唱，从唱腔到唱词，记忆犹新。情结呀，失去“胜利果实”土地的情结呀！
前方把敌杀，“敌”，指国民党军队，这时，已经暴露出他们气数将尽的迹象，他们失败已成定局。
后方种庄稼，“种庄稼”，是指在刚土改分得的、属于私有的土地上，或单干或变工队（类似后来的互助组）的形式劳动。打的粮食好支援前线给八路的军队吃。
生产有我们俩，“我们俩”，主要指妻子及其小姑、妹妹之类的女青年劳动力，因为青年男子要参军去前线。
不用你把家挂，“你”，指参军去前线的丈夫，还有自己的弟兄。
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我们”，明显地指八路军以及他们领导下的穷人们。
这是多么能够体现当时老百姓对八路领导的解放战争及土地革命、土地改革的信任和期待啊！！！它激励了多少的农村青年参加八路军。——有句话叫“万万没有想到”。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胜利了，建国了，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八路分给的、到手才几天的、本属于我们的“胜利果实”即土地，反而被八路又收回去了，成了公有的了。
如，为了配合第一部《婚姻法》。该《婚姻法》的意义很多，也很大。其重点是反对父母包办婚姻，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允许寡妇再嫁。除了山东省吕剧团演出《李二嫂改嫁》，我们村剧团演出歌剧《小女婿》。《小女婿》的原创大概是有《康庄大道》这篇小说。主人公是田喜和香草。田喜和香草是相恋的一对青年男女，但香草被逼婚嫁给一个小女婿。小女婿小到“晚上睡觉还尿炕、找妈妈”。这是典型的父母包办式婚姻。洞房花烛夜，香草唱：“杨香草在洞房一阵阵暗自伤心……我香草岂不做了负心人……”（凭记忆）。“婚后”，邻居婶子大娘说“娶了个妈”。同学及同辈姐妹过来羞小女婿说：“小女婿你不像样，晚上睡觉还尿炕。”后来小女婿感到这事不光彩、羞死人，他不要“媳妇”，把“姐姐”让给田喜。小女婿说：“你们俩结婚吧，咱们俩拉倒吧！”这时群众演员齐唱：“嗖嗖嗖咪嗖，婚姻大自由。拉拉拉咪来，他俩搞恋爱。哆咪咪咪咪，区上去登记，来咪来咪嗖拉嗖，他俩配夫妻。”在村政府、区政府的支持下，在第一部《婚姻法》的保障下，香草再嫁田喜，两人在康庄大道上前进。
这里有“花絮”——当时剧团团长到我家，征求我祖母的意见，要我扮演小女婿。团长说：“台词很简单。洞房中，你要起夜，就说：妈，我撒尿！帮我拿尿壶，帮我拿尿壶。”因为年幼，不懂上舞台事宜，所以没敢答应，因而没能成为山人的“处女作”。但为了这次演出，团长借走了山人的尿壶，给另一个较大的演员演出使用。
评剧《刘巧儿（团圆）》、《小女婿》及吕剧《李二嫂改嫁》是当时三大名剧，对于配合政府贯彻第一部《婚姻法》，它们起到了巨大作用。后来不知为什么《小女婿》石沉大海，但鉴于“花絮情结”，所以山人记忆较深。
如，为了配合抗美援朝。在朝鲜战争中，美帝在战役中撒布细菌。——有一首歌《消灭细菌战》可以“印证”，歌词（凭记忆）：美帝国主义万恶滔天，它临到死亡的边缘，胆敢对中朝人民进行细菌战。……（不过那时的细菌是附着在臭虫、虱子、跳蚤和苍蝇等身上而已）
大概是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区上组织演活报剧，活报剧的节目之一是《美国鬼子撒布细菌》。该节目选上了山人，让山人扮演美国飞行员角色，坐在飞机里，往下撒布“细菌”。“细菌”是一包一包的草木灰。用4个梯子，每两个梯子绑在一起，做为“金字塔”的两边，底边用木棍固定，“金字塔”把纸扎的飞机擎上高空，高空的纸飞机里坐着山人，山人的鼻子上粘着用豆面捏成的假大鼻子。一个集日，大鼻子飞行员坐在飞机里，往下扔纸包，纸包在半空中撒开，里面的草木灰撒落在攒动人群的头顶或固定摊位的货物上。有人提前跟山人打招呼，走到L胡摊位跟前一定多撒几包！L胡是个卖油条的，很不讲卫生，一身的油臭味，都讨厌他。但见一阵阵草木灰散落在油条上，急得L胡哭笑不得。——人人都要支持和配合政治宣传嘛！
如，为了配合反特剿匪。山人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曾演出歌剧《北岛的黄昏》，记得人物有民兵连长、少先队员、原来潜伏在大陆的特务、老蒋从台湾派遣来大陆开荒的特务。山人扮演那个从台湾派遣来大陆开荒的特务。山人有这样一段唱：“晴天白日霹雳响，大海无风起了浪。弄得我头昏脑又胀，心中惟恐露真相。”终于在与前来接应的特务碰头时，露出真相，被一网打尽。
如，为了配合成立人民公社。山人初中时的母校荣成十中（后来的九中）由老师编导、我们学生演出《玉帝下凡》，在学校演出，在公社演出。该剧的大意是：一天，玉皇上朝，各路神仙参朝汇报各自管辖的对象和负责的职责都出了问题，这些对象都向往、归顺了人民公社，这些职责都由人民公社取代或做到了，神仙们没有用了或没有事干了。山人扮演东海龙王。龙王说：人定胜天，如今人间兴修水利，灌溉良田，不用我兴云布雨了。该剧的主题非常突出，是说：因为“还是人民公社好”，所以连玉皇大帝都羡慕不已，于是他老人家也下凡做人民公社社员了。
如，为了配合四清运动。我村剧团演出类似土改时《血海深仇》剧情和主题、剧种为吕剧的《杨立贝》。剧中的杨立贝是雇农，后来据说生活中的杨立贝是个好吃懒做的二流子。——请注意：一不留神，山人居然成为乐队第三把手，拉二胡或大提胡！
石岛和县上的专业剧团来我公社演出《她不是贫农》和《魏龙民忘本回头》，好象不是歌剧而是京剧。《她不是贫农》剧情记得不准确了，好象是一个地主婆摇身一变，变成贫农，后被知情人揭穿。《魏龙民忘本回头》是说出身八路的魏龙民得志猖狂，忘了贫穷本、背叛了老百姓，成为四不清干部。后经贫下中农教育，终于醒悟，改过自新，回到穷人的立场上来。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期的节目太多太多，那是造反派毛泽东思想演出队在忙活的事儿，这里就不说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和人民公社解体总体上是偃旗息鼓式进行的，自己否定自己，没有什么配合性的文艺节目做宣传，也没有什么说的了；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村剧团——那时叫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演出，还常常代表公社对外演出，演出革命现代戏如《红灯志》、《芦荡火种》和《红嫂》等。山人不是演员，是乐队第三把手，拉二胡、大提胡。年轻人哪，有音乐细胞的年轻人哪，山人和第一把手卢Zh清居然能把京剧《红灯志》改编成吕剧！《芦荡火种》和《红嫂》是吕剧的剧本。《红嫂》的剧情就是说的我们山东沂蒙山区的事。《红灯志》后来又更名为《红灯记》，《芦荡火种》改名为《沙家浜》。又后来，京剧《红灯记》和《沙家浜》被提升为“革命样板戏”，这，后来人也知道。
改革开放的今天，村里的剧团瘫痪了或者说是冬眠了。山人回来，在谈到剧团的话题时，当年的剧团团员他们好像并不感到有什么兴趣。石岛的、县上的都一样，大家懒得集体观看或在野外观看节目了，都各自在家里看电视里的东西。
咳！……
历史的长河，这里还没有说“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只是从抗日说到今天。咳，这革命那革命，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都是手段，说白了其目的还不都是为了争夺并管理那土地?!包括今天土地商品化，政府和商人连手拆迁和征用农民的土地，——“拆迁办”的行政机构都想常设着呢！
中国的农民在土地上，就这么矛盾着，乱哄哄地前进。
中国人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公社解体，才开始真正吃上了“饱饭”，90年代初开始吃上“好饭”（“端起饭碗吃肉”），身体开始健壮，寿命开始延长。“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吃肉，说明大家的生活普遍好了；骂娘，说明我们的体制、程序及动机、手段乃至能力、水平都有问题，咱们八路里有腐败，社会分工不合理、分配不公和不均。
于是，有些人又开始怀旧，说现在的世道是乱哄哄的、两极分化，还是人民公社好，大家要穷一起穷、一样穷。——死好还是乱好？当然都不好！中国这些年来玩手段的“程序”或状态是：一乱就管，一管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如此负性循环。而我们的效果或境界应该是：管得活而不乱，有序而不死。管的主语或主体是政府或国家的公务员，活而有序的是老百姓及公务员。山人认为并且是深有体会，在“两难”的情况下，作为凡人来说，宁乱不死。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乱了，就看政府怎么制乱，乱，毕竟老百姓还活着，还可以有力气骂骂娘来发泄一下。这一点，那些为了土地革命、“保卫胜利果实”以及因三年灾害而死去的人最有发言权，只是他们发不了言而已。
仔细一想，全国人民的大家长M主席老人家在从解放前夕到他去世的一段生命历程中，是不断地在拿着中国的老百姓和土地当实验品、试验田。成功了，是他的政绩；失败了，老百姓承担一切风险。他把马克思并没有具体蓝图的乌托邦、斯大林正在失败的集体农庄和中国洪秀全封建农民起义水平的《天朝田亩制度》这三个东西拿来切巴切巴、捏巴捏巴当馅儿，再把自己的想象或理想化的东西揉巴揉巴当皮儿，包成一个“大包子”，给中国的老百姓吃，还说：吃吧，吃吧，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梦寐以求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建立红色政权后的共产主义好日子！结果是老百姓看得见、吃不着，画饼充饥、望梅止渴，要么则咽不下、不消化，得水肿、饿死人。但是，这样的结果，你一定要，你必须得反着说！说：“吃胖的，没死人！”否则，抓你“现行”，找死吧您哪！总之，M大当家的实验或试验概括起来是两整：一是整地，二是整人。整地、整人相辅相成，或交互进行，或互为动力。整地主要体现在人民公社中，整人主要体现在文化大革命里。幸亏万里和D小平先后站出来改革，否定了这种试验田和这个“大包子”，否定了这一“史无前例”。要不然，不敢想象中国的经济将会崩溃到什么地步，老百姓会水深火热到什么程度！
革命、试验、改革毕竟是手段，这么些年来，人们似乎都在注重玩弄着手段，似乎忘记了或不知道目的，“雷锋时代”说活着是“为革命”，现在的人则说活着是“为挣钱”。其实，就是今天的致富发家也不是最终目的，而最终目的则应该是享受上帝给我们的宝贵生命，能够安全、顺利、健康、开心地度过来到人世间的这一段旅途。这种目的既包括美好的结果，也包括美好的过程。——请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
嘘——，夹叙夹议地谈论了近百年的历史，似乎山人在“论土地，抒大情”，感觉沉重，有些累了。——咱不谈论什么土地、政治、战争、斗争、运动了，等一会儿看看山海和说说田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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